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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做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罢,"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的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的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气,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的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片妙的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魆魆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的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噹噹,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忽忽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得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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