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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于是我们开始谈话。“我乐意回家,帮助我的妻子。”他说,“但是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什么类型的工作呢?”我问他。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他说。

  我就用美妙的字词来设想他的公司的名字,令我失望的是他公司的名字却是杰菲·克林思。这个名字被大大的蓝色字母广告装饰在他的敞篷车的两侧,他恰好把车停在了我的附近。在我开车离开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商业中工作了三年了。“唯一不好的事情是工作小时数。”他解释道,“我通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然后回家,吃晚饭,并且睡上5个小时,然后就通宵达旦地在办公楼内工作。你的情况怎么样呢?”

  “噢,”我说,“我刚好失去了工作。”在我能够用我的职业经历迷惑他以前,他就匆忙走到我的身边,然后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

  “我正在投标一个庞大的法律公司,”他欢快地说,“如果我得到它,我就可以雇佣你。我们并不做窗户。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工作小时数是长的。”

  我拿着他的卡片,谢过了他。在我的愤怒还没有升上来以前,我就静静地站在那儿,停了几秒钟。然后我开始低声说道——难道我看上去像个看门人吗?朋友,我可不想冒犯你我并不认为杰菲·克林思公司会成为我未来的工作。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你难道看着我还判断不出来吗?

  第七章 欺骗

  我对那段愤怒的日子记忆犹深,或许是因为我费了太大的力气让自己相信我已经被人家解雇了,而这一切好像是我该得到似的。在科尔格特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本来就有点不高兴,但是这个新起的愤怒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是无形的、猛烈的、令人鼓舞的。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做事倒不像年轻人,原因是我一直在十分努力地工作以博得他人的好感并且力争进步。现在我做得像个青少年了,这使我觉得终于心理平衡了一些。

  一天早晨我的四个孩子都在可怜地哭着,于是我递给杰克一本蝙蝠人的喜剧书,又给卡勒一个小瓶子,给爱琳和内尔一些书和粘土,可是任何一样东西给他们都不能让他们止住哭声。我站在卧室的中间沮丧地垂着头,这时科伦走上了楼梯,她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每一个脱下衣服,对我说:“去准备澡盆吧!”我照做了。当我回来时,我看到孩子们都裸露着,正在一起做芭蕾练习。

  我下楼来到厨房,心里正对妻子的高超“技能”满意呢!此时,国家大众广播电台传来主持人阿莱克斯·柴德威克的声音:“纽约州北部科尔格特大学来的W教授现在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一听到W教授的声音,我就想赤手砸碎些东西。他开始以一种单调而且沉闷的声音对最近股票市场走势进行乏味的解说。我听得出他话语中带着傲慢,就像几年前在科尔格特大学里撞见他时那样。那时是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日早晨,科伦和我带着孩子们去美丽的运动场轻松一下。当我们走过一个网球场地时,一个男人拦住我,告诉我,我们太吵闹了。我早就在一直打量他:他穿着网球服,手上戴着条纹护腕,这正好与他袜子上的条纹相配。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玩球。“人们不能带孩子来运动场。”他对我说,脸上锁着眉头,并且他只要一开口,眉头就锁着。我想让我的大脑慢慢来考虑这个事情,最好在说话之前弄清楚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皱着眉问,“这些设备是专为教员早晨准备的。”

  我看着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深棕色的眼睛。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又一次问我。

  我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又说:“这些场地是让学校教员用的。”

  我听见科伦从包围着网球场地的小径上叫我。我只知道,她的声音也在尽力地停滞我的思想。我有些受惊了,以致于不能为自己辩白。在这个街区我还是个新孩子,在我被批准保留职务之前,我不可以有任何敌人。

  一个月以后,科伦和我去校长家里吃饭。当我从鸡尾酒上抬起头来时,看到网球场碰到的那个人正坐在我的对面。他是经济系教授,并且很快要被任命为学校议会的教导主任,还会建议现在的教导主任关于一些教员保有职务和提升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买下了枫树大街的一个房子而且正憧憬着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该对他怎么办。在为壁炉砍干柴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于是给科尔格特的W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

  “教授,我是NDR电台的斯考特·西蒙,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许多电话是关于今早对您的采访一事。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您的同行们打来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问您是否我们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那些打进电话想跟您说话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谢了他。

  当我给W教授打电话时,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筒在我手中还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学经济系的斯达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讲话,我只想以上帝的名义问,你是怎样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那个下午我又打了三次电话,在刚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萨斯的口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W教授?我是蒂莱带尔教授,从奥斯汀打电话。你是一个肚子里只装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吗?”

  那以后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一天当科伦正坐在厨房里喂卡勒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从收费代理处打来的。他们查到了我们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们交纳遗留下的汽油帐单。“我们的记录表明你允诺月底前要偿付这笔费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从没允诺过那种事情,”我说,“上个月,我给我们房子定购了50加仑汽油;卡车送来了200加仑,这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200加仑油已送到了你的去处,史奈德先生。”

  “我没有要200加仑油。”

  “我们已经跟您妻子说过好几次了。”

  “噢,是吗?你现在正在跟我讲话,我不想让你们再打电话给我妻子了。”

  “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史奈德先生?”

  “把帐单送给汽油公司。”

  “我们没有送帐单,史奈德先生。”

  “我会自己送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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