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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拾遗(9)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阿崎婆讲道理，一面给她提供营养均衡的美味饭食，每周还要精心地给她做几回内容不同的饭盒，这决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听她们亲口说的，不知是否准确，据说由于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俩儿虽已届中年，仍旧过着单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进B女士的食堂就吃惊地看到，只有三、四张桌子的小食堂的墙上，醒目地挂着教会的照片和入会指南。我和B女士的谈话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会和花。不过，据最近从天草的来信说：“B女士是《中央公论》在那一带唯一的一位自战前至今的读者，还有个‘知识妇女’的绰号。” 　　迄今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帮助才解决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医疗和饮食两大问题。当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场和观点都不尽相同，二人的个性差异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偷闲写来的报告阿崎婆近况的信中。但是，他们俩儿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对我的态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请他们帮助照顾阿崎婆时，曾分别对他们说了我的地址、姓名、职业，还对我为什么要照顾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简单的说明。两位都是静静地听完我的话，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然而，对我写的有关阿崎婆的书和以此为基础改编的电影却只字未提。 　　一位是医生这样一位天草岛屈指可数的知识人，一位是《中央公论》多年读者的女性。要说他们不知道有关天草的《山打根八号娼馆》，我不相信。据我的直观判断，他们二人都是村里最早把这本书买回来读的人。尽管如此，他们在我面前却从未提到过那本书，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我不愿涉及这个话题的缘故。 　　事实上，像我这种性格的作者，当别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时往往会有一种羞得无地自容的感觉。更何况是隐瞒着职业和目的在此滞留了三周多才写成的书了，如果听到当地人的评论，即使是赞扬，也会陷入一种复杂的感慨中而心情难过起来。我一向以为作者的这种微妙感觉旁人是无法得知的，可是他们两位却深深地察觉到了我的内心。而且，正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他们才这样代替我来照顾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中写了“阿崎婆”这位底层女性的伟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边的这两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见到了真正有教养的人。虽然几天后我就要再次见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们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轮流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载《国语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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