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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花街旧址(3)
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 　　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 　　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 　　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 　　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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