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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在妓院女老板的故乡(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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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佐野先生的学生——那位主妇所言,木下阿作与她的女儿岭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们下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是个大农舍,这家人姓木村,是岭生的婆家,母亲阿作也跟着来这里生活。 在大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呀,这是木村老师的家呀!”随着主妇的叫门声,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一眼看见佐野就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少见啊!”一郎从前在中学长期担任社会课的老师,与佐野老师是旧知,退休后务农。 我的访问变成了佐野和木村的叙旧,一会儿啤酒就端上了桌,对我来说这种相会让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绍了我,我对一郎的夫人岭生说,我是山川崎的亲戚,阿崎婆本人晕车来不了,我只能替她来了。这么一说,她就把住在另一处的阿作请过来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弯,连拐杖都不用,一个人走过来的。她个头矮小,人也干练。岭生介绍说她已经八十六岁,几个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还好。她向我问候,遣词用句都很恰如其分,显得十分有教养,我感到她是一个小心谨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卖废品也卖给中国人。后来,那两个中国人赚了大钱成为南洋屈指可数的富翁。他们每逢经过我母亲的商店就一定来问安,母亲叫他们老爷,他们忙说:“您可千万不能管我们叫老爷,您对我们有恩啊!”母亲家雇的厨子做了三十年饭的也是中国人,那个老爷子的名字好像叫阿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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