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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阿霜的墓(2)
我终于想到最好的选择是回阿崎婆那里去。但是那样的话，回去的路上就一定经过大江。松男已经原谅了我的行为，可如果他老婆知道我一定要经过大江在汽车站等我跟我算帐怎么办？这么一想，我又不愿回去了，这时候与大江崎津方向相反去富冈的公共汽车到站了，我对自己说：“去下因吧！去下田看看阿霜的墓。”便飞也似地上了车。 　　当公共汽车来到天草唯一的温泉休养地下田时，阴郁的天空开始渐渐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松男告诉过我，他的养母三田霜的墓就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小丘上，那儿能看见海。问了问路过的人，符合这墓地条件的是下津深江的南边和北边的墓地。没法子，我决定先在离车站近的北墓地找，爬上了被小雨浇湿的坡道。 　　丘上的坟墓有二、三百之多，各式各样，既有常见的石碑墓，也有基督教的带十字架的墓，还有不少墓没有碑只插一个木标。也不知是因为插上的木标朽烂了还是一开始人葬就无钱买本标，约有四分之一的墓没有任何标识，只放着几块石头压着墓，这一事实真让我受刺激。 　　秋雨缠绵的黄昏，在人迹罕至的墓地里，我既不孤单，也不害怕。不仅如此，对死者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一个个地巡视墓标或石碑，拭去苔痕，扫去落叶，到处找三田霜的墓。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身后有人叫住我：“喂，你在找什么？”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被海风吹红了脸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站在公墓入口处，用一种怀疑的但不是盘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讲明原因后她告诉我：也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一个叫三田的女人每隔三天总要来扫一次墓，那三田家就住在对面南山上，从大阪搬回来的，是退休的电气技师。她还告诉我，这下田村姓三田的除了刚才讲的电气技师家外只还有另一家，住在山脚下海边。最后她说：“这下我就不担心了，我看你大雨天连伞也不打，有心事似地登坡上了墓地，左等右等也不见你下来，心里怪担心的，就来看看你。” 　　原来她认为我是要自杀的人，我只好苦笑着道谢，决定不再辨认墓标。就下坡到海边去访问那三田家了。阿霜投奔的三田家，生活穷困以致逼得她自杀，她的亲戚肯定不是对面山上那漂亮房屋的主人。又加上刚才人家介绍说那家人最近才从大阪搬回来，我推断他们肯定与阿霜没关系。只有海边的三田家才是我要找的。 　　离开墓地下了坡，就到了海边的三田家，它是用木板和镀锌铁皮造的棚户，真是一所破房子。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往里边看黑洞洞的。门口稍微亮一点，土地上左一只右一只地扔着孩子穿的帆布鞋。雨不停地下了起来，天也黑了下来，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好容易找到的阿霜亲人的家。 　　那天夜里，我住在下田温泉老字号的头等旅馆福本屋。服务员告诉我，福本屋的老板是女的，对下田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感到像是在茫茫大海找到了灯塔一样，连忙问她与阿霜有血缘关系的三田究竟是哪一家。于是，那女主人告诉我，有个人对过去的事知道得更清楚，比她年岁大多了，待明天早晨去问问。九点多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来告诉我电气技师的三四家是阿霜的侄女儿。 　　那天仍然下着雨，我向旅馆借了把写着旅馆名的伞，攀着泥泞的坡道去三田家访问了。 　　阿霜的侄女阿繁正好不在家外出了。她肥胖的丈夫太吉在家。我告诉他我是阿霜朋友的女儿，他推说他没什么可说的，可还是高高兴兴地讲了他知道的关于阿霜与松男的情况—— 　　我本不是这三田家的人，我过去姓里见，生于某县某郡，昭和九年成了阿繁的上门女婿后，才姓三田的。阿霜是阿繁的姑姑，是阿繁父亲三田一郎的三妹。 　　我听说过她有个姑姑，可是她那时远在婆罗洲，从未见过，所以把这事也就搁在脑后了。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七月还是八月，这阿霜忽然回到下田来了。我们全都惊呆了。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个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松男。可能在船上没能吃上饱饭吧，两个人都饿得皮包骨似的，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阿霜是十三、四岁离开下田的，事隔几十年才回来，回来那会儿好像有六十岁啦。所以阿霜的父母早死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世了，投靠的亲戚只能是没见过面的侄女外甥等小辈人了。我们三田家的聚在一起一商议，家家都很困难，没有一家肯出面照顾她母子俩的生活，结果是我们作为三田的本家来照顾他们。 　　因多两口人吃饭，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家也不富裕——我那时在发电站工作，从下田镇沿河向上走就到发电站了。发电站很小，建在河谷那儿，我们一家就住在那里。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工资低，有五个孩子，那年春天生的男孩还不到一岁，想买块白薯给孩子们吃吃，价钱贵得惊人。有的农户说：“你不拿衣服、香烟来以物换物，就不卖给你食物。”差点没饿死，我们生活都这样，也没办法照顾好阿霜姑姑。 　　你知道松男不是阿霜生的呀，我们起初不知道，以为松男是阿霜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后过了几天，阿霜说了实话，说他实际上是大江的某某人的孩子——对啦，对啦，就是你说的那大江的富美，你知道得很清楚呀！跟我们说了这事以后，阿霜又念叨说：“到了现在，人家也没义务来领孩子。” 　　阿霜和松男在我们家的时候，给农民地里干点活儿，当短工或照看孩子。阿霜说日语，可松男说英语和马来语挺流利的，日语还不及孩子们说得好，不能外出干活，所以帮我们照看三岁的幸子和刚生下来的波男。有时外出打短工。三岁的幸子对二十岁的松男说花草的名字，松男都听不懂。不过他们倒成了好朋友，可能她还教松男学会了几句日语。 　　农活呢——也谈不上什么农活儿，我家没有土地，战后粮食缺乏，我们把发电站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一些，送肥、锄草什么的也让阿霜与松男干干。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个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早晨起来之后，松男就用婴儿一样的说不全的日语说：“妈妈不在，上哪儿去了？”我没当回事儿，以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回来，以前没有这种事，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头去找，结果松男找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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