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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阿霜的墓(2)


  我终于想到最好的选择是回阿崎婆那里去。但是那样的话,回去的路上就一定经过大江。松男已经原谅了我的行为,可如果他老婆知道我一定要经过大江在汽车站等我跟我算帐怎么办?这么一想,我又不愿回去了,这时候与大江崎津方向相反去富冈的公共汽车到站了,我对自己说:“去下因吧!去下田看看阿霜的墓。”便飞也似地上了车。

  当公共汽车来到天草唯一的温泉休养地下田时,阴郁的天空开始渐渐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松男告诉过我,他的养母三田霜的墓就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小丘上,那儿能看见海。问了问路过的人,符合这墓地条件的是下津深江的南边和北边的墓地。没法子,我决定先在离车站近的北墓地找,爬上了被小雨浇湿的坡道。

  丘上的坟墓有二、三百之多,各式各样,既有常见的石碑墓,也有基督教的带十字架的墓,还有不少墓没有碑只插一个木标。也不知是因为插上的木标朽烂了还是一开始人葬就无钱买本标,约有四分之一的墓没有任何标识,只放着几块石头压着墓,这一事实真让我受刺激。

  秋雨缠绵的黄昏,在人迹罕至的墓地里,我既不孤单,也不害怕。不仅如此,对死者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一个个地巡视墓标或石碑,拭去苔痕,扫去落叶,到处找三田霜的墓。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身后有人叫住我:“喂,你在找什么?”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被海风吹红了脸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站在公墓入口处,用一种怀疑的但不是盘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讲明原因后她告诉我:也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一个叫三田的女人每隔三天总要来扫一次墓,那三田家就住在对面南山上,从大阪搬回来的,是退休的电气技师。她还告诉我,这下田村姓三田的除了刚才讲的电气技师家外只还有另一家,住在山脚下海边。最后她说:“这下我就不担心了,我看你大雨天连伞也不打,有心事似地登坡上了墓地,左等右等也不见你下来,心里怪担心的,就来看看你。”

  原来她认为我是要自杀的人,我只好苦笑着道谢,决定不再辨认墓标。就下坡到海边去访问那三田家了。阿霜投奔的三田家,生活穷困以致逼得她自杀,她的亲戚肯定不是对面山上那漂亮房屋的主人。又加上刚才人家介绍说那家人最近才从大阪搬回来,我推断他们肯定与阿霜没关系。只有海边的三田家才是我要找的。

  离开墓地下了坡,就到了海边的三田家,它是用木板和镀锌铁皮造的棚户,真是一所破房子。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往里边看黑洞洞的。门口稍微亮一点,土地上左一只右一只地扔着孩子穿的帆布鞋。雨不停地下了起来,天也黑了下来,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好容易找到的阿霜亲人的家。

  那天夜里,我住在下田温泉老字号的头等旅馆福本屋。服务员告诉我,福本屋的老板是女的,对下田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感到像是在茫茫大海找到了灯塔一样,连忙问她与阿霜有血缘关系的三田究竟是哪一家。于是,那女主人告诉我,有个人对过去的事知道得更清楚,比她年岁大多了,待明天早晨去问问。九点多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来告诉我电气技师的三四家是阿霜的侄女儿。

  那天仍然下着雨,我向旅馆借了把写着旅馆名的伞,攀着泥泞的坡道去三田家访问了。

  阿霜的侄女阿繁正好不在家外出了。她肥胖的丈夫太吉在家。我告诉他我是阿霜朋友的女儿,他推说他没什么可说的,可还是高高兴兴地讲了他知道的关于阿霜与松男的情况——

  我本不是这三田家的人,我过去姓里见,生于某县某郡,昭和九年成了阿繁的上门女婿后,才姓三田的。阿霜是阿繁的姑姑,是阿繁父亲三田一郎的三妹。

  我听说过她有个姑姑,可是她那时远在婆罗洲,从未见过,所以把这事也就搁在脑后了。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七月还是八月,这阿霜忽然回到下田来了。我们全都惊呆了。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个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松男。可能在船上没能吃上饱饭吧,两个人都饿得皮包骨似的,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阿霜是十三、四岁离开下田的,事隔几十年才回来,回来那会儿好像有六十岁啦。所以阿霜的父母早死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世了,投靠的亲戚只能是没见过面的侄女外甥等小辈人了。我们三田家的聚在一起一商议,家家都很困难,没有一家肯出面照顾她母子俩的生活,结果是我们作为三田的本家来照顾他们。

  因多两口人吃饭,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家也不富裕——我那时在发电站工作,从下田镇沿河向上走就到发电站了。发电站很小,建在河谷那儿,我们一家就住在那里。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工资低,有五个孩子,那年春天生的男孩还不到一岁,想买块白薯给孩子们吃吃,价钱贵得惊人。有的农户说:“你不拿衣服、香烟来以物换物,就不卖给你食物。”差点没饿死,我们生活都这样,也没办法照顾好阿霜姑姑。

  你知道松男不是阿霜生的呀,我们起初不知道,以为松男是阿霜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后过了几天,阿霜说了实话,说他实际上是大江的某某人的孩子——对啦,对啦,就是你说的那大江的富美,你知道得很清楚呀!跟我们说了这事以后,阿霜又念叨说:“到了现在,人家也没义务来领孩子。”

  阿霜和松男在我们家的时候,给农民地里干点活儿,当短工或照看孩子。阿霜说日语,可松男说英语和马来语挺流利的,日语还不及孩子们说得好,不能外出干活,所以帮我们照看三岁的幸子和刚生下来的波男。有时外出打短工。三岁的幸子对二十岁的松男说花草的名字,松男都听不懂。不过他们倒成了好朋友,可能她还教松男学会了几句日语。

  农活呢——也谈不上什么农活儿,我家没有土地,战后粮食缺乏,我们把发电站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一些,送肥、锄草什么的也让阿霜与松男干干。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个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早晨起来之后,松男就用婴儿一样的说不全的日语说:“妈妈不在,上哪儿去了?”我没当回事儿,以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回来,以前没有这种事,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头去找,结果松男找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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