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底层女性史_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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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底层女性史(1)

当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一群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幅涂抹不去的图画。那是四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在天草下岛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见到的。那时我为寻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担心这次旅行还是一无所获。可能是为了驱除这种不安，一下公共汽车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顶高出一截的高耸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余光横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说见不到大人，连游戏的孩子们的影子都见不到。崎津小镇死一样的寂静。天主堂的后边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镜子一样平静的海湾里。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为一个单纯的旅游者，真该感谢这幅美景，心情会很舒畅。但我远道来访的目的，是亲自探访曾经流浪海外被迫卖身的天草的同性们，倾听她们真实的声音，会见她们真实的面容。这幅静穆而瑰丽的风景，不知为什么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凉。　　这种悲凉之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邃。正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位专心祈祷的老农妇。　　我从打开的门走进天主堂，用习惯了外部光线的眼睛去看内部的情形，有如进人无人之境。当我感知祭坛前有一蹲着的人影时，我确信它是一尊与人等身大的祈祷姿势的石像。一个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挂着玫瑰念珠，两手合十的老妇人，长久地不出一声，身体也一动不动。当我习惯了天主堂内部昏暗的光线，我的目光缓缓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难像、马利亚像、祭坛的蜡烛、两侧窗的彩色玻璃时，我才确认了那个被我当作石像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农妇。我对自己的迁感到吃惊。我被那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的农妇深深感动了。看上去，农妇的年龄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在天草两岛和岛原半岛无声无息地度过余年的“南洋姐”们现在的年龄都应是七十岁以上啦。这位像石像一样祈祷的老农妇也许是过去去海外谋生的妓女——这么想当然是十分武断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事隔四年，她的脸依然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几条粗糙的皱纹刻在脸上，手指短而骨节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补丁。若服装显示了她生活的贫困，脸上的皱纹显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话，那么她虔诚祈祷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消灭人的原罪的那种观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贫之中切望上苍能帮她摆脱贫困。　　“南洋姐”这个称呼，用汉字写出来可以写成“唐国行”。“唐国行”是指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离乡到外国去卖身的日本妓女。她们北至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们的故乡遍及日本全国，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为最多。天草岛原地方自然的、社会的贫困使得这地方产生了那么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坛前像石像一般祈祷的老农妇对人生苦难的无声控诉恰是“南洋姐”们的心声！　　①本书中多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明治期为公元1868-1912，大正期为912-1926，昭和期为1926-1989——译者注。　　红日西沉，天主堂内逐渐暗了下去，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听懂这位老农妇的祈愿，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应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农妇结束了祈祷，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点了点头，离开天主堂后，我还呆站在那里。　　读者一定会想，关于女性问题方方面面有许多可研究的，你为什么那么执拗于人们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过去从天草、岛原的乡村被卖出去的当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阶级和性的压迫下长期受苦受难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们象征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历史文献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到今天的历史全集，多出自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传入日本后，历史才开始了工人农民的书写，但是仍固执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日本战败，女性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权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认为那些女性史除少数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学的事迹，还有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岸田湘烟、福田英子的活动，在感情上自我觉醒的谢野晶子的文学表达以及代表日本妇女运动的平塚雷鸟的“蓝袜子社”运动。它们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精英的思想与活动，从这些女性史中读不到无数活着或死去的底层女性的生活和苦闷心态。　　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　　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　　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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