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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请你解释一下。”

  达罗沙那悲哀的眼睛更加下垂了。

  “他的头痛病是他灵魂的痛苦在他脑袋里作祟罢了。我只是让他恢复信心,给了他些石灰水般的糖浆而已。我采取的最有效的治疗措施是帮他找到了一个差事。”

  “那么这是种心理原因造成的身体失调了。”

  达罗沙身子僵硬了一下:“这些是隐秘的事。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医生,”丹尼尔说,“如果海亚伯的心理构造上有什么使他倾向于干出反社会行为的因素,那你就很有必要对我说明了。”

  “他的确是个闷闷不乐的人,”达罗沙说,“经常受到压抑。但他决不会做出犯罪的事来。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兴趣的事。”

  “他经常感到受压抑吗?”

  “不经常这样。大约每个月一至两次。”

  “每次要持续多长时间?”

  “两到三天。”

  达罗沙不耐烦地举起双手。

  “我不该谈论这个,但是如果这能使事情简单一些,我会告诉你。他的病已经发展到了产生不清晰痛感的阶段——是因心理原因引起的病症一一—他头疼,变得根虚弱,然后就上床睡觉。他没有进攻性,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现在如果你能允许的话,我必须得走了。”

  达罗沙的脸部紧绷着,毫无表情。丹尼尔知道他再问什么都没用了,就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为占用了他的时间而表示了感谢,结束了这次面谈。

  当他一个人呆在大厅里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关于齐亚·海亚伯的事。正想得出神时,布尔德温回来了。

  “除了佩吉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在餐厅里,”美国人说,“他们说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任何事。”

  “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丹尼尔问。

  “就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附近发生了一起罪案。他们没人知道什么能对你有所帮助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必要和他们谈谈。”

  “随你的便。”

  餐厅是雅致的蓝色长方形房间,放有六张圆桌,其中五张是空的。天花板为白色,边上镶有棕色的花板条。法国式的门通向外面的天并,可以让几十只鸽子下来啄食。隔着玻璃也能听见它们的“咕咕”声。每张桌子旁都放着一圈折叠椅,桌面上铺着蓝绿色的桌布。便携式收音机中传出阿拉伯音乐来。餐厅中央的一张长桌子上摆有盛在碟子里的糕点和水果,杯子里也倒好了桔子汁。轮车上的俄式黄铜茶壶“咝咝”地冒出咖啡味的蒸汽,齐亚·海亚伯就站在旁边,面色严肃,工作服外面又系上了一条白围裙,正把一只茶杯端在茶壶嘴下面。

  布尔德温把丹尼尔带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另外两名医生和那名瑞士护士凯瑟琳·豪塞正坐在那里一起吃早饭。布尔德温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和他们一起坐下来。他的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海亚伯就迅速过来服侍他,在他的盘子里装上了椰枣和苹果,把冒着热气的咖啡倒进他杯子里,每做完一件事都要顺从地鞠一躬。

  没有人说请丹尼尔坐下的话,于是他就一直站着。三双眼睛都盯着他。他必须和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而打断了他们的非正式聚会使他觉得自己像个人侵者。他首先选择了凯瑟琳·豪塞,把她远远地带到餐厅另一头的桌子旁,替她端着她的咖啡,然后放在她面前。

  她谢了谢他,笑了一下。这是个丰满的上了点年纪的女人,穿着一件看不出款式和颜色的罩衫,灰头发,蓝眼睛,羊皮纸一样的皮肤,就像他在锡安圣母院的女修道院中见到的老修女一样。当他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脸颊上升起两小片红晕。她看上去友好而合作,但她肯定地说自己什么也没听到、没看到。她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一桩刑事案件,他微笑着说,并陪她走回她的桌子旁。

  看到加拿大人卡特,丹尼尔会把他当成每年夏天步行穿过耶路撒冷的北欧旅行者。他虎背熊腰,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灰色的小眼睛,一脸姜黄色胡须。三十出头,戴着老式的圆形金边眼镜。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样不修边幅。他的白大褂皱巴巴的,里面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衣和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他说话很慢,深思熟虑一般,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他对罪案表现出了一般性的好奇,丹尼尔只笼统地回答了一句,接着问:“你和达罗沙医生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了吧?”

  “没错。”

  “后来你又为病人看病了吗?”

  “没有,”卡特说,“沃利一个人回医院,不轮我值班,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东耶路撤冷吃了晚饭。在达拉斯餐馆。”他笑着又补充说,“里脊牛排,土豆片,三瓶啤酒。”说完又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吗,卡特医生?”

  卡特摇摇头,手指抚过他的胡须,微笑着。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在家里看的警匪片——夜里你在哪之类的对话。”

  “我也这么觉得。”丹尼尔边说边写。“你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来的?”

  “肯定快到十点半了。”

  “你回来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到我的房间去,读些医学杂志;直到它们让我困得睡着为止。”

  “那是几点钟?”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那些杂志都是些很乏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十一点就睡着了。那件罪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还没有确定。’你听到或见到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了吗?”

  “一点没有,对不起了。”

  丹尼尔与他道了别,他便拖拖咨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个嬉皮士,丹尼尔想。那种不时用一点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对生活感觉迟钝一些的人,是个梦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亚迪医生就显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几乎可以说是苗条——皮肤和丹尼尔一样黑,黑色的短发,上了很好的发油,胡须像一条铅笔道似的,修剪得几乎达到了建筑学的精确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医生,他的白大褂和优雅的服装只能更让人们觉得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你与穆罕默德·阿比亚迪有亲戚关系吗?”丹尼尔问他。

  “他是我父亲。”阿比亚迪有点疑虑地说。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穿警服的警察时,小偷闯进了你父亲的仓库,偷走了一批新运来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负责这件案子。”这是他最初的几次胜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赃物归还了失主,他为自己骄傲了好几天。

  他试图以此引发亲善感,但失败了。

  “我对瓜果一窍不通,”年轻医生冷冷地说,“十年前我住在美国。”

  “美国的什么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车城?”

  阿比亚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在底特律学医吗?”

  “是的。”

  “在哪儿?”

  “韦恩州立大学。”

  “你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的?”

  “两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工作吗?”

  “是的。”

  “你的专长是什么?”

  “家庭医学。”

  “你参加哈达萨的学术讨论会了吗?”

  阿比亚迪的脸绷紧了,气得几乎发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为什么要玩游戏?”

  丹尼尔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阿比亚迪说,“只要出了点什么事,你们就来骚扰我们。”

  “你以前被警方骚扰过吗?阿比亚迪医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轻的阿拉伯人厉声说。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来。“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说到‘看’,昨晚你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吗?”

  “不,没有。这恐怕是我对你所有问题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时候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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