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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在这座城市中,”布尔德温说,“我很抱歉地说,警方并没有把这二者区分得很好。”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丹尼尔。“不行,沙拉维警官,我真是很抱歉,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破坏我们的规矩。”

  在丹尼尔听着美国人说话的同时,被杀女孩的形象闯进了他的意识之中,愤怒的情绪使他隐入了幻想之中:他,一个警察,抓着这个官僚的胳膊,把他带到溪谷旁边,站在边上,好好看看那桩兽行,把他的脸撤到尸体跟前,逼他吸进那股恶臭。让他去呼吸,去感觉。这是个犯罪事件还是个政治事件,你这个官僚?

  “我同意,”他听见自己说,“这的确是不易分辨的区别,但我们正在逐渐提高鉴别能力。你当然还记得塔昆白下士一案吧?”

  “有点印象,”布尔德温转移了一下身体重心,好像很不舒服,“是在北边的什么地方,是吧?”

  “是的,在太巴利。塔昆白下士是派往南黎巴嫩的UNIFIL巡逻队斐济分队的一员。他曾有过一段精神病史,但是大家都没当回事。一个节假日的夜里,就在加利利海,他离开了他的同伴,闯进了一处公寓,强奸了两名老年妇女。有人听到了尖叫声,于是报了警。当他们想要抓获他时,塔昆白伤了一名警官,还——”

  “我真的看不出这有什么联系。”

  “——在近处杀死了另一名警官。尽管犯下了所有这些罪行,我们还是放他走了,布尔德温先生。对他不予起诉,让他回到了斐济。他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我们尊敬他是在联合国供职的人。我们能够将政治事件与犯罪事件区别开。当然还有其他人——像法国人格里毛德,他是个冲动型的小偷;芬兰人科科能,他经常喝醉后殴打妇女。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这时候,他们正在处理有关另一个法国人的文件。这个人被抓住的时候正在从加沙河西岸的难民营里私运印度大麻制成的毒品。与其他人一样,池将不必经过审讯就被逐出国境,不会公开曝光。因此,你看,布尔德温先生,你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将继续保护联合国的好名声。我们的确能够分清这细小的差异。”

  布尔德温回头望着海亚伯,看门人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的交谈,还不时晃晃脑袋,颇像个檄揽球迷。美国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串车钥匙,抛给了他。

  “把车停好,齐亚。”

  虽然看门人明显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听从了吩咐。当兰西亚车开走以后,布尔德温对丹尼尔说:“在任何组织中,都会有几匹害群之马。那件事与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人,是利他主义者,优秀而坚定的人。”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布尔德温先生。”

  美国人抠着鼻子,朝犯罪现场的方面看过去。一群乌鸦刚好从溪谷里飞起来。从医院后面的什么地方传来驴子的叫声。

  “我可以通过正式渠道来了解情况,”丹尼尔说,“这无非是让调查稍稍往后拖延了一点——开开会、记记备忘录之类的事会费点时间,我们是个小国,布尔德温先生,消息传得飞快。某些事拖得越长,就越难以避开公众的注意。人们就会想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多罪犯逃过了惩罚。你应该不想看到联合国的形象遭到不必要的破坏吧。”

  布尔德温没有回答。于是丹尼尔又继续说:“也许我还没有说清楚。我的英语——”

  “你的英语很好。”布尔德温苦笑着说。

  丹尼尔报之以一笑。“我有过一个很出色的老师。”他说,然后看了看表,又翻开他的记事本,开始写些什么。又过去了几分钟。“好吧,”布尔德温说,“不过咱们得快点。”

  他转过身走了,丹尼尔跟着他穿过拱门,穿过安静的院子。一只撕蝎爬上了那棵老橡树的树干,随即消失不见了。丹尼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玫瑰的香气湿润着他的鼻腔,就像一滴清凉的甘露,滤去了清早的干燥空气。


  第四章 一切都是政治问题

  医院的历史是个浪漫的故事。丹尼尔是在1967年与第六十六军一起训练时了解到的。那时关于开战的谣言使得伞兵部队的每个军官都开始研究起地图和历史书来。

  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最初建成时是一所私人住宅——它位于约旦峡谷和地中海之间分水岭的最高点上,是一所又大又笨的牧师宅第。

  这处房产是一位富有的德国传教士设计的,他把它作为一件结婚礼物送给了他的新娘,并以她的名字命名,后来又由当地石匠用本地产的石灰石和大理石装饰了一番。但房子的设计图是慕尼黑的一位亲英派建筑师画成的,这使它看上去就像把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运到巴勒斯坦来展览一样,很不自然——体积过大。显得盛气凌人,周围环绕着正规的花园,花园里到处是黄杨木篱笆,盛开着鲜花,绿茵般的草地却由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干热气候而过早地枯萎了。那位传教士口味很高,他专门用船运来肉罐头、经过特殊加工的美味佳看和瓶装的法国葡萄酒,把它门存放在大厦下面洞穴一般的地下室里。

  所有这些建筑上的精心安排都是为了那名娇弱的金发碧眼的新娘。她才二十一岁,却在到达耶路撤冷后两个月时染上了霍乱,三周后便死去了。悲痛的丈夫把她安葬在靠近容西马尼园的地方之后,发觉自己因为信仰危机而思想动摇,不久便回到了欧洲,再也没回来,把他的梦之屋留给了在此统治的士耳其人。士耳其人一直都热衷于败坏耶路撤冷和它的城市结构,在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里,终于把它从一处令人肃然起敬的宗教圣地变成了一个肮脏且饱受疾病危害的乡村,变成了乞丐、麻疯病人和狂热的犹太异教徒的家。从它的落成之日起,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就公然冒犯了他们的世界观——一个基督教徒竟然建了这样一栋粗俗的房子,一栋为一个女人而建的房子。它蔑视了艾尔·阿克萨的清真寺,是对安拉的严重侮辱。

  从德国传教士那儿征来的巨额税收使这些基督教保留地得以幸免于难。但一旦他离开了,他们就下令闲置了花园,烧毁了草坪,大厦也变成了军甩仓库。很快,机油的恶臭开始从走廊的每个角落里散发出来。

  事情一直这样持续到1917年英国入侵巴勒斯坦为止。斯格柏斯山上的这座大厦成了战略重地,它那蒙满了尘灰的窗户目睹了许多血腥的战役。12月l1日,当硝烟散尽,艾伦比将军率军进入了耶路撤冷城;土耳其帝国成了历史。

  英国人以一场格外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们自己的到来——在这城里住了几百年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次娱乐——和他们之前的每位征服者一样,新的统治者丝毫没有耽误一点时间,就开始按他们的品味重修圣城,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成了他们下手的地方。

  成群的工人奉命用长柄大镰刀割去了及踝的乱草;擦亮了石灰石装饰,使它焕发出原有的光泽;掏空了水槽,还抽干了污水池。几周之内,就建成了英军总督的司令部,这的确相当令人惊叹,很快从阳台上就传出了文雅的阑谈声和茶杯的叮当声。

  10947年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开始白热化。英国人不再注重建造他们的帝国大厦,而是迅速地打起了木桩。争斗爆发了,接着是停火和联合园的调停,其结果是将领土分割开:国土分为六部分,南部和北部的沿岸地区以及腹地划归了阿拉伯人,其中包括耶路撤冷和大多数主要城市。犹太人得到的只有一段中间的海岸线,加利利内陆的一块楔形地区,还有寸草不生的内盖夫沙漠。1948年,又是一场战中,成千上万个人死去了,然后又是停火,这次犹太人的那一份土地(现在叫以色列)有所扩大,它包括了巴勒斯坦西部,但还是比阿拉伯人的那份小(现在叫约旦),因为约旦包含了约旦河两岸并向东延伸了开去。

  错误的预言使耶路撤冷被古怪地分割开。在1948年l1月30日的一次暂时停火中,圣城被匆匆地瓜分了。瓜分过程是在穆斯拉拉贫民区的一所废弃建筑物中随随便便完成的,参加的双方是一名犹太指挥官莫什.达仰中校,以及一名阿拉伯指挥官阿卜杜拉.塔尔中校。达仰和塔尔都不以为这次停火会是永久性的,因此都以为他们所做的决定也只具有暂时的效力。

  他们开始工作了,达仰用红蜡笔、塔尔用绿蜡笔在比例尺为一比两万的耶路撤冷地图上划了两条粗糙武断的平行线,这两条蜡笔道的宽度约为实际土地五十米。随着蜡的融化,线也在加宽,它切开了房屋和院子,商店和办公室。这两条线并未得到应有的严肃对待,因为它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草图。

  但当草图绘制出来以后,暂时停火变成了永久性的,草图变成了国家间的边界,蜡线之间的地区成为十九年以来一直无人插手的地区。

  由于它的战略价值,斯格柏斯山在更早以前就被分割了,变成了由联合国管辖的非军事化区。以色列保留了哈达萨医院和希伯来大学的废墟;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所在的东面的山坡分配绘了约旦。山两侧的所有建筑物都闲置不用,只允许进行一些巡逻活动。草仍然有人来割,阿拉伯农户非法地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周围的土地上耕作,种植着蔬菜。

  l967年阿以冲突使犹太人第一次独自占有了耶路撤冷,斯格柏斯山也合而为一。艾米利亚.凯瑟琳大厦发生了第五次变化。它变成了一所由联合国和一群以瑞士为基地的新教传教士共同经营的医院。

  这是一次匆忙的转变,总的说来,缺少情趣:建筑群被高高的链索围了起来,宽敞的套间变成了用小木板隔开的病房,大厦内的大图书室原来已分成了许多小方格,现在被漆成了医院特有的绿色,并且分给了许多人,—成了拥挤的办公室。很快,高大的石墙内就回响起了人类诊所特有的呻吟声和压抑的抽泣声。

  当他跟着布尔德温走在一段大理石台阶上,经过一条涂白的长走道时,丹尼尔所见到的正是这早巳大打折扣的宏伟形象。大楼好像空荡荡的,除了一台打字机发出时断时续的打字声之外,四周只有一片寂静。

  负责人的办公室就在大厅走道上,是一间浅色的小房间,房顶很高,门背后用图钉钉着一张流动诊所日程表。

  屋内的家具既便宜又实用:中间是一张仿丹麦式的时髦书桌,两把可以配成对的直背椅,左墙边上还放着一只棉质条纹布面的沙发。纱发上方的镜框里装着一张“最后的晚餐”印刷品,还挂有两张文凭: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所农学院的商业学士学位证书,贝鲁特的美国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证书。沙发对面的墙上是一排托架,其中一个空架子上放着一台小电扇,吹过阵阵微风。电扇旁边是一顶饰有一条皮帽圈的中仔帽。桌子背后的一对高大拱窗呈现出沙漠的全景。窗于之间立着一只玻璃陈列柜,里面装着不少考古发现的遗物:钱币、小泥壶和小片的羊皮纸。布尔德温看到丹尼尔在看它们,笑了。

  “都是合理合法地得来的,沙拉维警官。是联合国的官方财产。”

  丹尼尔也笑了。美国人定到桌子后面,斜倚在椅子上。丹尼尔坐在他对面,把记事本放在大腿上,眼睛寻找着一些与家庭有关的物件——全家福,或者人们常会带到工作地点的小工艺品。可除了那顶帽子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你这里有多少工作人员,布尔德温先生?”

  “只算全职的,还是连兼职的也一起算上?”

  “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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