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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第二部 　　1 　　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我走到哪儿都期望能见到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习惯于下午没有她，我才在阅读或随便翻阅书籍时停止自问，哪些书适合朗读。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肉体才不再对她的肉体那么渴望了。有时候，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在睡觉时是怎样地在寻摸着她。我哥哥多次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我在睡觉时叫喊着汉娜。我还记得我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只是在想她的情景。最初几周里所具有的这种令我痛苦万分的负疚感后来消失了。我避开她住过的房子走另外的路，而且，半年后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城区里。不是我把汉娜忘记了，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她的回忆自己停止了，不再伴随我了。回忆被留在了身后，就像一列火车继续向前行驶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后一样。它依然存在，在什么地方潜伏着，我可以随时驶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这样做不可。 　　我记得，中学生活的最后几年和大学生活的最初几年我过得非常愉快，但是，能让我说得出的幸福又微乎其微。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学业，中学结业考试和出于无奈而选择的法律专业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友爱、情爱和离别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不在话下。我把一切都看得很轻，这样，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轻松。也许正因为如此，记忆中的内容才如此之少。或许这种少只是我的一种感觉？我也在怀疑我现在的这种认为当年我过着幸福生活的感觉符合当年的实际吗？如果我再往前追忆的话，就会想起足以令我感到痛苦难堪的情景，我也就会意识到，虽然我告别了对汉娜的回忆，但却没有战胜它。汉娜不会使我再低三下四了，我也不会再卑躬屈膝了，我不再欠谁什么，不再感到内疚，不会再与任何人如此相爱，以至于她的离去会让我感到痛苦。当时，我对这些并没有这么清楚地思考过，但却明显地感觉到了。 　　我养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表现得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都无动于衷和不困不惑。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还记得，有位老师对此看得很清楚。一次他与我谈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发掉了。我也记得索菲。在汉娜离开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她在疗养院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在我刚上大学时她回来了。她感到孤独寂寞，在寻找与老朋友的联系，这样，我很容易就赢得了她的心。我们一起睡过觉之后，她发现我的心不在她那儿，她含着眼泪说：“你怎么了，你出了什么事？’我还记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要给我祝福，我都解释说我不信这个，它对我毫无价值。当时，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还感到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简直木可思议。我也记得，一个小小的示爱的手势，不管这手势是针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都会让我激动得喉咙咬住。有时候，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动。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这甚至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2 　　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的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的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此加以分析。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的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记不得了他要考查、证明或者驳斥什么。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就禁止追加惩罚进行过讨论。根据他们犯罪时就业已存在的刑法的有关条款来审判那些集中营看守和刽子手就足够了吗？或者视其犯罪之时人们如何理解运用这些刑法条款，并要看这些条款是否也涉及到他们？什么是法？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还是在社会上真正被实施和遵守的东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加以实施和遵守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已被写进法律条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国外后归来的老先生，但在德国法学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地参加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些不能靠学问解决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 　　我们上的那门课在冬季学期开始，法庭的审判在年初，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开庭审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组学生做文字记录。星期五大家坐下来讨论，把一周来的审判情况清理出来。 　　清理！清理过去！我们参加这门课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锋。在过去的可怕历史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尘埃，我们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让最终能卷起这种尘埃的风进来。但是我们还要为人们的呼吸、人们的视觉而负责。同样，我们也不完全依赖我们的法律知识。必须要进行审判，这对我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或那个集中营的看守或刽子手的审判流于肤浅，这我们来说同样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刽子手的人，那些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该揭发检举他们而没有这样做的人现在被送上了法庭。我们在清理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审判，谴责他们的可耻行为。 　　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亲参加了战争，其中有两位或三位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位是纳粹党卫军兵器部的军官，有几位在司法、行政机构发迹升迁。我们的父母中也有教师和医生，其中一位同学的叔叔是和帝国内政部长共事的高级官员。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问起他们而他们又给我们答复的话，他们所要告诉我们的会是五花八门。我的父亲不想讲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学讲师的位子是因为预告要开一门关于斯宾诺莎的深而丢掉的。做为一家出版旅游图和导游手册的出版社的编辑，他带领我们全家度过了那场战争。我怎么能谴责他是可耻的呢？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们都谴责我们的父母是可耻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起诉他们，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后他们容忍了他们周围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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