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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点点头，她把我说大两岁，我感到很自豪。

　　“……十七岁了，当他长大的时候，想当一个著名的……”她犹豫着。

　　“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

　　“但你学习很用功。”

　　“就那么回事吧。”我对她说，她对我来说比学习和上学还重要，我更愿意经常地到她那儿去。“反正我得留级。”

　　“你在哪儿留级？”她坐了起来，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地交谈。

　　“高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生病我落下的课程太多了。如果我要跟班上的话，就必须用功学。这真无聊。就是现在也应该呆在学校里。”我告诉了她我逃学的事儿。

　　“滚！”她掀开鸭绒被子，“从我的床上滚出去2如果你的功课做不好的话，就再也别来了。学习无聊？无聊？你以为卖票、验票是什么有趣的事吗？”她站起来，一丝不挂地在厨房里表演起售票员来。她用左手把装票本的小夹子打开，用戴着胶皮套的大拇指撕下两张票，右手一摇就把挂在右手腕上来回摇摆着的剪票钳子抓在了手里，喀喀两下说：“两张若坝河。”她放下剪票钳子，伸出手来，拿了一张纸票，打开放在肚子前的钱夹把钱放了进去，再关上钱夹，从钱夹外层放硬币的地方挤出了零钱。“谁还没有票？”她看着我说：“无聊，你知道什么是无聊。”

　　我坐在床沿上，呆若水鸡。“很抱歉，我会跟班上课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上，还有六周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我要试试。可是，如果你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的话，我就做不到。我……”起初我想说“我爱你”，但是又不想说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做更多的功课，也没有权利把我做功课的情况作为我们能否相见的条件。“我不能不见你。”

　　过廊里的挂钟敲响了一点半的钟声。“你必须走了，”她犹豫着，“从明天起我上白班，五点钟就上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你也可以来，如果在这之前你把功课做好的话。”

　　我们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她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她穿着工作制服，其不可抗拒性也不过如此。我弄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关系到我，还是关系到她？如果说我的功课无聊话，那么她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无聊，这样说是对她的一种伤害吗？不过，我并没说谁做的事情无聊。或许她不想让一个功课不好的人做她的情人？可是我是她的情人吗？我对她来说算什么呢？我磨磨蹭蹭地在穿衣服，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我穿好了衣服，她仍就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我和她拥抱告别时，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9

　　为什么一想起过去我就很伤心？这是一种对过去幸福时光的怀念吗？——在随后的几周里，我的确很幸福愉快，我拼命地用功学习而没有留级；我们相亲相爱，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俩。还是由于我后来知道了事实真相？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么美好的东西竟在回忆中被那些隐藏的丑恶变得支离破碎？为什么对一段幸福婚姻的回忆在发现另一方多年来竟还有一个情人之后会变得痛苦不堪？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幸福可言吗？但是他们曾经是幸福的！有时候人们对幸福的回忆大打折扣，如果结局令人痛苦。是因为只有持久的幸福才称得上幸福吗？是因为不自觉的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一定要痛苦地了结吗？可什么又是不自觉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呢？

　　我回想着过去，眼前出现了当时的我自己。我穿着一套讲究的西服，那是我一位富有的叔叔的遗物，它和几双有两种颜色的皮鞋——黑色和棕色、黑色和白色、生皮和软皮，一起传到了我手里。我的胳膊和腿都很长，穿妈妈为我放大的任何制服都不合身。我胳膊腿不是为穿衣长的，而是为动作协调长的。我的眼镜的式样是疾病保险公司所支付的那种，价钱最便宜。我的头发是那种蓬松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梳理它。在学校里，我的功课不好不坏。我相信，许多老师没有把我当回事，班里的好学生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喜欢我的长相，不喜欢我的穿戴举止，不满我的现状，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屑一顾。希望有朝一日变得英俊聪明，超过其他人，让他们羡慕我。不过，我有多少精力，多少信心？我还能期待遇到什么新人和新情况呢！

　　是这些令我伤感吗？还是我当时的勤奋努力和内心所充满的信念令我伤感？我的信念是对生活的一种承诺，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有时候，我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脸上能看到这种勤奋和信念。我看到它们时，我感到伤感，一种令我想起自己的过去的伤感。这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当一段美好的回忆变得支离破碎时，我们就一定伤感吗？因为被追忆的幸福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当时没有履行的诺言中？

　　她——从现在起我应叫她汉娜，就像我当时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当然不是生活在承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仿佛像从布满灰尘的老箱子里折腾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新意。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时去当了兵。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可能的工作她都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几年了，她喜欢那套制服和这种往返运动，喜欢变换的风景还有脚下车轮的转动。除此之外，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三十六岁了，仍没有成家。她讲述这些的时候，仿佛讲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她不熟悉、与她无关的人的生活。我想详细知道的事情，她往往都不记得了。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她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是怎样生活的？她当兵时都做了什么？“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呀！小家伙。”

　　她对未来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想结婚组建家庭的计划。但是，相对而言，我对朱连·索雷尔与雷娜尔的关系比他与马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关系更为同情。我知道，腓力斯·科鲁尔最后不愿在他女儿的怀里，而愿在他母亲的怀里死去。我姐姐是学日耳曼学的，她曾在饭桌上讲述过关于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暧昧关系的争论。我强词夺理地为他．们辩护，这令全家人感到震惊。我设想过我们的关系在五年或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问汉娜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甚至连复活节的事都还没想。我们曾商定，复活节放假时，我和她骑自行车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母子身份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整夜呆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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