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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因为我知道井深难以支付工资,所以我提出一个想法,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在他的公司里干活。这样井深就不必付给我太多的钱,我还可以从教书中得到一份工资,双方都可以过得去。井深和我长时间地交谈,商量如何开办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46年3月我们最后决定,一旦完成全部细节后,我们就来办这件事。就这样,我一边在大学里当老师,领取政府的工资,一边在井深这里当研究员,计划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两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们自己的公司之前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那就是我对我们家所承担的义务。1946年4月,当时前田先生已经退休,不再担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还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车赶到小铃谷村去,他们准备恳求我父亲允许我加盟,对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们知道把一个准备继承家业的长子要过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当面向我父亲表示诚意。

  在日本,请别人的儿子,特别是长子,脱离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远地带进一个商业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种情况下就好像是过继一样。就是现在,在一些行业中,特别是小企业,这种做法也还是要与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里,当一个年青人加入公司这个大家庭时,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荐以及对双方的忠诚保证。这种委托是诚恳的,因为它将贯穿一个人毕生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动性更大的国家中那样,只有几年的雇用期。事实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担负起新的责任。

  我们的旅行并不舒服。旧车厢的窗户破烂不堪,一路上从窗户外吹进来冷风、黑烟和煤粉,但是小铃谷村盛田家的欢迎却令人感到温暖。至今井深还说,他一直记得那次在我们家他和前田先生都非常愉快,“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吃了面包,盛田家面包房做的面包真好,涂有奶油和果酱,还有茶。“战争刚结束时没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就算得上奢侈品了。日本人把仅有的大米给最小的孩子吃,一次还只能吃一点点。大部分人都很难弄到大米。在战争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大麦甚至土豆和少有的大米混在一起吃。战争彻底失败了,国家大伤元气,成千上万的人在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艰难地度过最后的那些日子。

  见面寒暄之后,井深和前田先生向我父亲介绍了新公司的情况以及他们今后的打算,为了这项新事业,他们绝对需要我的加入。话说完后,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父亲的回答。父亲对此明显地有所准备。稍加思索后,他说道,他希望我能够继他之后成为户主,也希望我能够继承家业。然后他转向井深和前田先生说:“但是如果我儿子想做别的事情来发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干,那么他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微笑。“你就去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吧。”他说。我非常高兴。井深更是喜出望外。他后来对我说:“我原来想像的比这艰难得多。”我的弟弟和昭当时还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读书,他主动答应在父亲退休以后接管盛田酿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东京后,我们凑齐了钱准备成立新公司——东京通信工程公司,这笔钱很少,只相当于五百美元,或者说刚刚够数。很快我们就把钱用完了,只好经常向父亲借贷。他相信我们和我们的公司,从不逼我们还钱。我只好给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他对我们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报。由于股值上升,他变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虽然我可以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书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并不在教学上。我很想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里工作。有一天我高兴地从报上读到一条新闻,占领军当局决定从所有教师中将以前当过职业军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份,因为我曾经是一名职业技术军官,而且根据我的委任状,我应该在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日本帝国海军中终身服务。执行占领的联军总部(简称GHQ)对旧军人的清洗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职业军人是战争中的主要罪犯,他们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让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无知儿童再施加不良影响。对于我而言,这次清洗是个好消息,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撤消对大学的承诺,而且还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对他说,我虽然很喜欢教学工作,但由于这个消息我不能继续留在大学里了。他到办公室去查看,但是别人告诉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学校里让我继续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为止。我只好又在学校里教了几个月的书。我很想离开学校,但是又深感有义务帮助我的恩师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还没有见到有通知来,于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校长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如果我继续留任而被发现,那么校方就会因为“未清洗”受到惩罚。我说:“根据这个我应该受到清洗,但校方却说我应该继续留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给学校惹出麻烦,而我并不想对此负责。”校长考虑了我的意见,最后他说:“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书了。”就这样我的教书生涯到此结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辞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司。

  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正式的通知将我从大学里除名,学校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来通知我去领取工资,因为我的名字还留在工资单上。虽然我已不再教书,但是为了补偿通货膨胀,每隔两三个月还要给我加一次工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终于颁发了对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新公司一分钱也没有赚到,所以能够继续领到一份工资还是很不错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货店准备重修房屋,他们不准备再给我们留一个地方了。我们暂时搬到东京的老城区吉祥寺去,但是那里并不令人满意。最后我们搬到御殿山上的一个非常便宜的、荒废了的木棚屋里去了。御殿山地处东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丽的樱花而闻名。1853年御殿山上曾设有要塞,是东京湾防卫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194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搬进那间经过风吹雨打的老房子时,御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围到处都是战败的景象,遍地弹痕累累。由于房顶漏水,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办公桌上撑一把雨伞。远离闹市,我们在这里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个百货店里有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找到东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间,你必须猫着腰穿过好几道晾衣绳,邻居们经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让风把它们吹干。我的亲戚来看我时对这种寒酸相大吃一惊,他们认为我成了一个流浪汉,回去如此这般地告诉了我的母亲。他们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么“激进“的话,我怎么会找这么个地方来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老牌公司的总裁的儿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过一个大少爷的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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