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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像我和我的父母这样的人也只有顺从。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根据一个简短的命令,我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我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逗子,那是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我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像我自己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我。如果在舰上,我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我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我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我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我还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我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我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我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我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我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豆酱和酱油运到后,我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我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我隶属于一个特别项目组,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赋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我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我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我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岁,但是他却与我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却习惯与长者为伍。我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它直到战后才问世。那时我只不过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我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在这种时刻我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先生对小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三十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我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我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我们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我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却还是要受到惊吓。在我看来,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谁会来炸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话说得尽量简单一些:“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时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消防泵人员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们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断。为了向他们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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