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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少尉都认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对他们俩都不认识。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利乌林跟前。

  “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拉住他的一只手,准备量脉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开了,自己也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显出很窘迫的样子。

  “可真没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回答说,“我和您的丈夫在一个团里,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还为您保存着他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复地说,“这真是巧得出奇。这么说您认识他?请快告诉我,全部经过是怎样的?说是他牺牲了,让土给埋住了?什么都不用隐瞒,您不用担心,因为我都知道。”

  加利乌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她从种种传言当中得到的这种情况。他决定哄骗她,让她安下心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带领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就剩下一个人。他被包围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由于这番话让人吃惊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动,控制不住就要涌出来的热泪,也不愿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里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外表已经平静了。她有意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来。她径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说:

  “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而她正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给宣传了这么一阵子。”

  不知道卡坚卡现在怎么样?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近来的变化太大了。不久前还一心想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责任,是军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因此其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丝毫神圣的意味都没有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而且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不过在她这种情况下——拉拉及时地醒悟到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卡坚卡。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到信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很受欢迎,预示他在文学上大有前途。还说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势既使人感兴趣,也令人不安,下层干民中隐伏着的激愤情绪日益增强,大家似乎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经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地克制着难耐的困倦。他一阵阵地打着脑儿,心想在这样紧张的一天过后,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现在真没睡着。在窗外,睡意惺松般的微风似乎轻轻打着呵欠。如泣如诉的风声仿佛在说:“东尼娘,舒罗奇卡,多么想念你们哪,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这微风的喃喃低语声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睡时醒,短暂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着苦乐不同的心境,恰似这多变的天时和今晚这个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现出这么大的关心,怀念并且保存着可怜的帕图利奇卡的遗物,可我简直蠢得像猪,连人家是谁、是哪儿来的人都没问。”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并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礼,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位加利乌林的情况,其间不住地发出惊叹声。

  “上帝,您真是太圣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0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对不起,木知道尤苏普卡,也许是不记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个院子!啊,不错,是有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回忆起来了!还有当时的那些枪声,还有(是什么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对不起,请原谅,少尉,您怎么称呼?嗅,对,对,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您唤醒了我的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动,不断地叹息,而且几乎要说出口来似的盘算着。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木过这回更可怕得多了!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们在放枪’。那些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在这儿——都在军队里,全部是来自同样院落、同样村庄的普普通通的人。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拉着手杖和架着拐的人走进房来,邻近病房那些伤残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进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经开始骚动。彼得堡卫戍部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革命了。”

  这个小城叫作梅留泽耶沃,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带。漫天飞的蝗虫像整块的乌云悬在城市房屋的上空,部队和辎重车队潮水般地穿城而过,扬起黑色的烟尘。从战场撤下来的和开往前线的,这两个方面的人流和车辆从早到晚不曾中断。谁也说不准仗是在继续打,还是已经结束了。

  像雨后春笋一样,每天都会冒出一批新的职务。这些都得选一些人去担任,其中包括他、加利乌林中尉和护士安季波娃,还有他们那一伙儿的另外几个,算是寥寥可数的来自大都市的见过世面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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