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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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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可怕的孤寂感。它多年来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我要相信星座的话,我真该相信我完全受土星支配。我碰到的事都发生得太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我的出生亦如此。

  预定圣诞节出生,却晚生了半小时。我总是认为,我本该成为一个人由于生在12月25日而命中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海军上将杜威出生在那一天,因而就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也许还有克利希那穆尔提。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本该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由于我母亲子宫紧闭,就像章鱼一样把我缠在其掌握之中。我是变了形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体格很不好。他们说——我指的是星相学家——我慢慢会好起来的;事实上,未来应该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未来关我什么事?12月25日早晨,如果我母亲在楼梯上绊一跟头,倒也许会更好;也许会使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当我尽量思索毛病出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不断往前追溯,直至无法说明其原因,只能用出生过了时辰来加以解释。就是我母亲,虽然说话刻薄,似乎也有点儿理解这一点。“总是落在后面,就像一条牛尾巴。”——她就是这样来形容我的。可是,她将我硬留在体内,结果过了时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命运准备好让我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星宿都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我遵照星宿的指引,挣扎着要生出来,但是我对要生我出来的母亲无法选择。也许,在周围环境下我没有生成一个白痴算是幸运,然而,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这是25日遗留给我的——我天生有着耶稣殉难的情结。更确切地说,我天生是个盲信者。盲信者!我记得这个我从小就被人用来指责的词,尤其是父母的指责。盲信者是什么?是一个热烈地相信并拼命按其信条行事的人。我总是相信些什么,于是就遇上了麻烦。我的手心挨揍越多,我就越坚定地相信。我相信——而其余的世界则不相信!如果只是一个忍受惩罚的问题,人们会继续相信,直至最后;然而世界上的事情要难办得多。你不是受到惩罚,而是被暗算,被掏空,你的立足之地没有了。我想要表达的甚至不是背叛的意思。背叛尚可理解,尚可与之斗争。不,这是一种更恶劣的东西,比背叛还不如的东西。这是一种使你弄巧成拙的怀疑主义。你永远将能量消耗在使自己取得平衡上。你被一种精神上的眩晕所支配,你站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头发根根直立,简直不能相信,你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这是由于过分热情,由于热望要拥抱人们,向他们表示你的爱而造成的。你越向世界伸出你的手,世界就越往后退缩。没有人需要真正的爱,真正的恨。没有人要你将手伸到他神圣的内脏中去——这只适合于献祭时的教士。在你活着的时候,在血还热着的时候,你就要假装没有血这一类东西,在肉体之下没有骨骼这一类东西。莫踏草地!这便是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座右铭。

  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如果你碰巧两者都不是,那你就处于陌生的困境之中。你总是嘲笑不合时宜;当你实际上只是倔强与坚韧时,你却被认为残酷,没有心肝,但是如果你人笑亦笑,人哭亦哭,那么你就得准备好人死亦死,人活亦活了。这意味着你既是健全的,又是最糟糕的。也就是说,你既活着又已死去,只有当你死去的时候,你才活着。在这家公司里,世界总是呈现正常的模样,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亦如此。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思想使然。你不再相信现实而相信思想。当你被推下深渊的时候,你的思想伴随着你,它对你毫无用处。

  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基督从未被推下深渊。正当他摇摇欲坠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反弹力,这股抗拒的回流出现了,阻止了他的死亡。人性的整个抗拒冲动好像盘绕成一块巨大的惰性体,从而创造出人的整数,数字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无法解释的复活,要解释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人们总愿意并准备否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大地在运行,星球在运行,但不是人在运行:构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唯一的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不像基督那样殉难,如果一个人能够活下去,超越绝望感和无用感,那么另一桩难以理解的事就发生了。好像一个人实际上死了,又实际上复活了;一个人像中国人一样,过一种超常态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健康、无动于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剧意识消失了:一个人像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样活着,既服从自然,又反对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费心去参加一下葬礼;如果一个人就在你眼跟前被有轨电车撞倒,你却无事一样,继续走你的路;如果战争爆发,你让你的朋友们上前线,而你自己却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种公开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艺术家,你就记录下这转瞬即逝的场面。孤独消除了,因为一切价值,包括你自己的价值,都遭到摧毁。只有同情盛行,然而这不是一种人的同情,一种有限的同情——这是一种洪水猛兽,一种邪恶之物。你无所顾忌,因而你可以为任何人、任何事牺牲你自己。同时,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却以令人讨厌的速度发展着。这也是可疑的,因为它能够使你喜爱一个领扣,也能使你喜爱一个事业。事物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区别:一切都是流变,一切都不长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断瓦解;但是在内部,你却变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也许正是你这个坚硬的、磁性的内核,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把他们都吸引到你这边来。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就是当你死而复活的时候,你属于大地,而任何属于大地的东西,都不可分割地属于你。你成了一种畸形的自然,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你将永远不会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围的现象一样消失。

  我现在正在记录的东西,在我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是不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从性质上讲,是为这样一个时刻作好了准备: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办公室,走出我迄今为止的私人生活,去寻找将要把我从活着的死亡中解放出来的女人。按照这个思路,我回顾了夜间漫步纽约街头的情景,在那些白夜里,我在睡梦中散步,看着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个人看着海市蜃楼中的东西。和我一块儿走过静悄悄的街道的,经常是公司的侦探奥洛克。往往地面上铺满白雪,空气中寒风凛冽。奥洛克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偷窃、谋杀、爱情、人性、黄金时代。他有一个习惯,当他谈起一个话题时,他会突然停在街中间,把他笨重的脚插在我的脚之间,使我动弹不得,然后,他会抓住我的上衣领子,把脸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字字句句就像手钻钻孔一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两人凌晨四点钟站在街中间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风咆哮着,雪花纷飞,奥洛克忘记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绝。我记得,在他讲的时候,我总是用眼角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说的话,而是意识到我们俩正站在约克维尔,或亚伦街,或百老汇大街上。他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最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他那老调重弹的凶杀故事,我总感觉他有点儿疯狂。

  在他谈论指印的时候,我也许正在观察他黑帽子背后一栋红砖小楼的墙帽或上媚柱;我会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着谁会是这个上楣柱的设计者,为什么他把它弄得这么难看。我们从东区走到哈莱姆区,再走出哈莱姆区,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往前,再走出纽约,走过密西西比河,走过大峡谷,走过莫哈韦沙漠,走过美国每一个拥有住着男人与女人的建筑物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劣等的、蹩脚的上楣柱,都跟这一个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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