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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2)
在我们同居的五十天里，夏洛特象塞满了几年的活动。 　　可怜的女人为一系列她已经很久不做或从没这么有兴趣去做的事情而忙碌，好象(拖长这副普鲁期特式音调)我娶了我所爱的孩子的母亲，就得以委托劳动使我的妻重获丰沛的青春。 　　她满怀普通年轻新娘的强烈兴味，开始“令满室生辉”。我用心领略了屋中的每一处裂缝——因为这些日子我坐在椅上默想着画出了洛丽塔在屋中穿行的路线——我早已步入了和这个家、和它的污秽及灰尘某种情感上的联系，现在我几乎能感觉到这些不幸的东西在退缩，不情愿忍受夏洛特计划施予它们的淡褐色、赭石色以及浅黄及深黄的铅粉浴。她从来没这么迅速过，感谢上帝，但她确实为涮洗窗帘，给威尼斯式百叶窗条涂蜡，买来新窗帘和百叶窗，又送回商店另换一套，等等，耗进了大量的精力，她时而微笑，时而蹙额，一会儿疑虑，一会儿撅嘴；象是在一副明暗对照画里。她试着用印花棉布改变沙发的颜色——就在这张神圣的沙发上面，曾经有一个天堂的气泡在我体内慢慢破裂了。她重新摆置了家俱——并且在—篇有关家务的论文里非常惬意地发现了这样的语：“完全可以把一对沙发框和它们的配套台灯分开。”受到《你的家就是你》的点拨，她发展了绝对小靠椅和纺锤状长桌的憎恨。她认为展阔的窗户和上好木器的镶格，是房闻具有男性化的典型，而女性化的特点是小气的窗户和不稳固的木架。我走进屋发现她读的那几部小说已经替换成画册和家庭指南。她又向坐落在费城罗斯福大道4640的一家工厂订做了一张双人床，还要求加上“包容314只螺施的锦缎床垫”——尽管船张旧的依我看其弹性和耐性，都足以支持任何东西。 　　她原为中西方人，她的丈夫，在安静的拉姆斯代尔——东部一州的一颗珠宝——居住得还不够长久，未能了解所有的好人。她稍微知道点儿住在我们草坪后面一间快坍的木制别墅里的天性快活的牙陵。在一次教堂茶会上，她遇见了当地旧货商“傲慢势力”的妻子，她丈夫在大街的把角上拥有“殖民地”的白色恐怖。她还常常“会见”老奥泊西特小姐；但在那些她更多拜访、或在草坪集会上碰面。或用电话与其闲聊的贵夫人中——这类优雅的女士象格拉夫夫人、谢里登夫人、麦克里斯特尔夫人、奈特夫人等等，却好象很少拜访我的被人忽视的夏洛特。确实，唯一与她有真正热诚关系，而没有任何不可台人的盘算或任何实际目的的，就是及时从前往智利的出差旅途中越回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法洛夫妇。参加者还有查特菲尔德夫妇、麦库夫妇和其它一些人(但没有旧货夫人或更傲慢的猎犬夫人)。约翰·法洛正当中年，不声不响，不声不响地活泼而强壮，是位不声不响的成功的体育用品的经纪人，他在团十英里外的帕金顿有一公司：就是他在一次星期天林间散步时拿了些柯尔特左轮枪的专用子弹给我，进而将用法告诉了我；他还笑眯眯地自称是个业余律师，处理过夏洛特的某些事务。琼，他的年轻妻子(先前是表妹)，是个四肢修长、戴一副滑稽眼镜、领两条拳师的姑娘，两颗玉峰高耸，一对红唇厚阔。她画着——风景和肖像——，我清楚地记得，我喝着鸡尾酒称赞了她为她的一个侄女画的像，小罗莎琳．霍内克，一个玫瑰般小甜人：穿一身童子军制服，戴一顶绿绒贝雷帽，绿腰带，迷人的垂肩卷发——约翰拿掉烟袋说这是个可怜的洋娃娃(我的朵丽塔)，在学校里她对每个人都过于吹毛求疵，但他希望，我们也都希望，当她们从令人尊敬的营地回来时能变好些。我们谈起学校。它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美德，“当然，在这儿做生意的，意太利人太多”，约翰说，“另一方面，我们仍在舍弃……” 　　“我希望，”琼笑着打断道，“洋娃娃和罗莎琳能一起过夏。” 　　我忽然想象洛从营地回来了——棕色、温暖、昏昏欲睡、吃了麻醉药——正要因热望的难耐而哭鼻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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