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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我采取了我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步骤。既然这些事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回事,我就没法把一个需要修理的整体拆开来,剔除坏了的零件。我只能设法使自己摆脱整体,完全摆脱它。所以我就出走了,以期自己的日子能过得好点。”

  “你放弃了孩子。”

  “不,我不是仅仅放弃孩子,我是放弃了婚姻、丈夫、苦恼以及孩子。我的丈夫把这许多东西都紧紧地扎成一捆,我只好把它全部撂下。”

  “克莱默夫人,你是为什么在纽约定居的?”

  “因为孩子在这里,他的父亲也在这里。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希望把他们父子拆开。”

  格里森问她,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念孩子的。她声称是她出走后的早晨。

  “你想他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还没有摆脱不幸的婚姻所引起的苦恼。”

  “抗议。证人在表态。”

  “抗议有效。”法官说。

  “你有没有给丈夫打过电话,说明你想念孩子?”

  “一年前的圣诞节,我给他打电话说过。”

  格里森出示了乔安娜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的单据,以便记录在案,乔安娜并且陈述说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安排和孩子见面。

  “你原来的丈夫对于你和孩子见面是怎么说的?”

  “他对这事抱有敌意。起初,他说得考虑考虑再告诉我。后来他同意了,却问我是不是准备把孩子绑架走。”

  “你有没有绑架孩子?”

  “没有。我给他买了一个他要的玩具。”

  他们出示了心理学家的调查报告。艾法莱兹大夫对双方都没有说不利的话。她把乔安娜描述为“自信的”,把她计划提供给孩子的生活环境描述为“符合孩子需要的”;律师据此证明乔安娜是合格的。接着,他们又详尽地介绍了上次母子重逢的情景,乔安娜叙述了孩子见到她多么高兴。

  “孩子是这么说的吗?”格里森问道。

  “是的。他说,‘妈妈.今天玩得真高兴极啦,一他们把比里的热情当成了证据。

  最后,格里森问她:“你是否能告诉法庭,你为什么要求获得监护权?”

  “因为我是孩子的母亲。格里森先生我们初次见面时,你跟我说:一个母亲签字放弃了监护权,事后又重新申请并获得监护权是有先例可查的。我不是律师,我不知道这样做在法律上为什么是明智之举。可是我是一个母亲,我知道这样做在感情上是明智之举。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尽量跟他在一起。他才五岁,需要我在身边。我不是说他不需要他父亲。可是他更需要我,我是他母亲。”

  格里森充分发挥了乔安娜的作用,同时出充分利用了听证会的时间。乔安娜的证词讲到四点半才结束。阿特金法官宣布休庭,明天继续举行。这时,一个端庄婉静、姿态动人的母亲为了母亲的权利所作的辩护,一夜都不会受到反驳。

  “别着急,特德,”尚赛说道,“我们主要还是在你身上做文章,可是明天我们也要设法挖挖她的墙脚。”

  原告的律师进行的盘问,基本上是预先安排好的一系列问题,以期达到律师和他的顾主一致同意的某些结论。格里森的作风圆滑,尚赛则和他形成对照,显得粗鲁而友好,具有长者的睿智。他向乔安娜的证词开刀,要她说明她避而不谈的两段时间:一是出走以后到圣诞节打电话之前这段时间;一是圣诞节跟孩子见面以后到最近回来这段时间。

  “据你说。你出走以后很想孩子。你有没有给他写信或者送礼物?”

  “没有,我……”

  “有没有给他寄任何东西?”

  “我还没有摆脱和丈夫共同生活带给我的苦恼。”

  “你没有给孩子寄任何东西来表示你的思念吗?”

  “我打心里给他寄了东西。”

  “打心里。这个小孩子能够心领神会你的心意吗?”

  “抗议。律师企图恫吓证人。”

  “你把问题重复一遍,”法官对文书说。特德坐在椅子上,上身往前冲了出去。难道法官没听见吗?难道他高高在上地坐在那里,面对着这么事关重大的诉讼案,却心不在焉吗?或许他只是想作出正确的裁决吧?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官,在这个法庭里他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文书把问题又读了一通。

  “抗议无效。证人回答问题。”

  “我只知道比里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

  “你打算在纽约使多久,克莱默夫人。”

  “永久定居。”

  尚赛抓住永久一词,借以发动攻势。

  “你有过多少男朋友是永久性的?”

  “我不记得了。”

  “有过多少情人是永久性的?”

  “不记得了。”

  “永久性的在三个以上、三十个以下吗?”

  “抗议。”

  “抗议无效。请证人回答。”

  “介于两者之间……”

  尚赛跟特德说过,除非能够征明作母亲的在男女问题上走了极端,否则在这上面多费唇舌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尚赛肯定别有用心。

  “你现在有情人吗?”

  “我有个朋友。”

  “是情人吗?我们需要给用语下定义吗?也许你是处女玛丽吧?”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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