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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除此以外,特德还在鼓吹他的那套看法。他说对生第一个孩子他尽力不够。回想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他知道了当母亲不容易,所以现在愿意更多出些力。上一回分娩并不顾利,现在生过了孩子,彼此能协调得更好。

  “比里出生的时候,我抱着你,给你打气,记得吗?”

  “真的?”

  “当然罗!我抱着你,你在使劲按压。”

  “真有这事?我记不清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他并不气馁。

  “乔安娜,我们很会生孩子。”

  “是呀,你是个好爸爸,特德。”

  这一点她相信。特德对待比里挺不错。可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再生个孩子吗?亏他想得出来。一切都压在她肩上。她身上又痒了。

  起初她想留个条子给他。这样她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得有条理些。她甚至问自己:应该手写以示亲切呢,还是用打字机?打字可以清楚些,但是太缺乏个人感情了。接着她又想到出走以后寄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短信。最后,她拿定主意,认为夫妻一场至少也应该和他面谈一次,作一次短暂的问答式的谈话。

  比里和他的“人”睡着了。乔安娜和特德正准备收拾盘子和汉堡包,那是他们一年里第三十回吃汉堡包。

  “特德,我要离开你了。”

  “什么?”

  “我在这儿快闷死了。”

  “你快怎么了?”

  “我刚才说过了,我打算离开你。”

  “我不明白。”

  “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我重说一遍。特德,我打算离开你。听懂了吗?”

  “这是开玩笑吧?”

  “哈,哈。”

  “乔安娜?”

  “我们的婚姻结束了。”

  “我不相信。”

  “你就努力想法子相信吧!”

  “前不久我们还在谈论生第二个孩子呐。”

  “那是你在谈。”

  “乔安娜,我们的确碰到过一些问题。但是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嘛。”

  “别人的事跟我无关。”

  “我们连争执都不多。”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一点儿都没有。除了账单、宴会和少量的夫妇生活以外,再没有共同之处。”

  “我不明白。”

  “你不用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天哪,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事呢。”

  “女人必须独立自主。”

  “我同意。那又怎么样呢?”

  “我快闷死了。我一定得走。”

  “这太荒唐了。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

  “我不会让你走。”

  “真的吗?再过五分钟左右我就走了,管你答应不答应。”

  “这不是个办法,乔安娜。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

  “总得先想点办法。应该去找人谈谈。”

  “我知道那些精神分析疗法专家。去找他们的大都是中产阶级,婚姻与他们利害攸关。”

  “你胡说些什么?”

  “我已经讲过了。我一定得走。现在就走。”

  “乔安娜——”

  “女权主义者协会赞赏我的行动。”

  “什么女权主义者?哪儿有什么女权主义者?”

  “我要走的,特德。”

  “上哪儿去?找个地方痛哭一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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