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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2)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Erhatschongenug。”(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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