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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1)


  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使得警察局里挤满了替罪羊。他们一个个被带了进来,传讯室的老警官用和善的口吻说:

  “这个斐迪南可实在让你们不上算啊!”

  当帅克被关进二楼一间牢房时,在那儿见到了六个伙伴。五个围桌而坐,另外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屋角里的一张草垫上,象是故意避开大家似的。帅克开始一个一个地打听起他们被捕的缘由来。

  从五个围桌而坐的人那儿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萨拉热窝那档子事”。“为了斐迪南那回事”。“为了大公被刺的事”。“因为斐迪南事件”。“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

  第六位,那个避开大家的人回答说,他不愿同他们搅合在一块儿,免得惹起嫌疑;说他被关进来,只是由于企图对霍利茨的老板行凶抢劫罢了。

  于是帅克便同桌边那伙谋叛犯坐到一起了。他们各自把被捕的经过相互唠叨了十来遍。

  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在饭铺。酒店或咖啡馆被捕的。这位例外的先生长得十分肥胖,戴副眼镜,泪水满眶,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发生前两天,他在“布莱依什卡”酒店请两名塞尔维亚工科大学生喝过酒,随后又被密探布里克斯瞅见他们一起在链条街的“蒙玛特”酒家喝醉过,他自己在报告上签字供认:这一次的酒钱也是他付的。

  他对警察所预审的所有问题都千篇一律地哭诉着说:

  “我是开纸张文具店的!”

  他所得到的回答也同样千篇一律:

  “这也没法为你开脱。”

  那位在酒店里被抓起来的小个子先生,是位史学教授,他在酒店里给人讲述各种暗杀的历史事件。逮捕他时,他正在用一句话给每桩暗杀案的心理分析做结论:“暗杀的心理活动就象‘哥伦布竖立鸡蛋,(传说哥伦布曾与人打赌说鸡蛋可以竖立,对方不信,他便将鸡蛋敲破,竖立起来,轻而易举地赢了对方。)一样的简单。”

  “同样简单的是:庞克拉茨监狱在等着你。”一个密探听了他的演讲,对他的高论作了这么一句补充。

  第三名谋叛犯是霍特科维奇基地区的慈善会会长。在发生暗杀事件的那天,他的慈善会凑巧在花园里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音乐演奏会。这时,宪兵队长来了,说是奥地利有丧事,要求取缔音乐会。会长先生却好心肠地说:

  “请稍等一会儿吧!让他们把《嗨!斯拉夫弟兄们》(此歌为斯洛伐克人萨莫·托马希克所作(1834),在各斯拉夫民族中流传甚广,曾被认作全斯拉夫民族的颂歌。)这支曲子演奏完。”

  而今,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这儿埋怨道:“八月份我们要选举新的理事会。到时候我要是回不去就可能落选。我已经连任十届会长了,丢这么大的丑,我可受不了啊!”

  被死者斐迪南奇特地捉弄的第四名被捕者,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厚道人。关于斐迪南的事,他曾整整两天守口如瓶,避而不谈,可是晚上在咖啡馆玩扑克牌的时候,他用一张王牌红桃’7,干掉了梅花王,嘴里还嘟噜了一句:“用红桃‘7,干掉你,和在萨拉热窝一样。”

  招认“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而被抓到这儿来的第五位大人,至今还怒发冲冠,怨气满腹。他那发须竖立的脑袋,就象牲口栏里的扎毛狗。

  此人在他被捕的那个饭铺里,一句话也没说过,甚至连登载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也没有读过。他一个人坐在桌子边,后来也不知来了个什么人在他对面坐下,飞快地问道:

  “您读了报吗?”

  “没读。”

  “您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也不关心是怎么回事。”

  “可您应该感兴趣啊!”

  “我不明白,有啥好使我感兴趣的。我只管抽雪茄,喝上几杯,吃我的晚饭。我不读报。报上净说谎,我一看就生气。”

  “连萨拉热窝暗杀案您也不感兴趣?”

  “我对什么暗杀案都没兴趣。管它发生在布拉格还是在维也纳,在萨拉热窝还是在伦敦。管这些事,只会招惹衙门。法院和警察。要是某地某时有某人被刺,活该!谁叫他那个傻瓜不当心,让人家给宰了的!”

  这就是他在这场对话中说的最后几句话。从此,他每隔五分钟就拉开嗓门嚷一遍:

  “我没罪,我没罪!”

  他进警察局的大门时嚷的是这句话,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喊的也是这句话,跨进牢房还是带着这么一句话。

  帅克听完所有这些人的可怕的谋叛案情之后,认为该是指明他们的处境毫无希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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