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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3)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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