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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
一二○ 　　不久之后，我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料档案处，告诉阅览室的人员我想借阅南北战争北卡罗来纳州阿拉曼斯郡的人口普查记录，于是卷卷的缩微胶卷便送到我面前来。透过机器，我读着一千八百多名不同人口普查员用旧式文体所写下的一连串密密麻麻、排列无止尽的长串名字，这引起我相当大的好奇心。在看了几卷冗长又累人的胶卷后，我惊叫了，发现自己的眼睛正注视着：“汤姆·墨瑞，黑人，铁匠；爱琳·墨瑞，黑人，家庭主妇……”紧跟着是外婆姊姊们的名字——大部分我都已在前廊上听过外婆提了无数次。“伊莉莎白，六岁！”在普查的当时，外婆甚至都还未出生！ 　　并不是我不相信外婆和其他姨婆所讲的事，而是不得不相信。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竟然坐在美国官方政府的记录资料室内目睹到这些名字。 　　住在纽约时，我尽量挤时间到华盛顿去——在国家档案资料处、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革命图书馆的各个分馆搜索资料。无论我在哪里，每当黑人图书馆员一知道我要查资料，我所需要的文件都以惊人的速度送到我面前。在一九六六年不断地查询后，我至少已能掌握整个家族历史的珍贵精华部分。我终于有些东西可向外婆交待了——然后我记起乔姿亚表姨婆说过的，所有的祖先“都在天上看顾着你”。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在哪里、用什么以及如何来追踪我们这位非洲祖先所讲的语音。事实似乎明显，我必须尽量多去实地接触非洲人，因为非洲有太多不同的部落语言。于是我开始在纽约市做起似乎听来很合逻辑的事：我开始在下班时分前后抵达联合国大厦；电梯所载乘的人潮一波波地从大厅里涌出来准备回家。在那里要遇见非洲人并不难，于是每见一个我就上前把音念给他们听。一两个星期后，我猜我大约询问了有二十多人，可是每个人都匆匆地看我一眼，急忙地听听，然后摇摇头地又仓促离开。我并不怪他们，因为我是带着田纳西口音在与人沟通非洲语。 　　由于一再地遭遇到挫折、碰钉子，我便和一位一起在汉宁镇长大的乔治·锡姆斯长谈。他是位研究专家。几天后，乔治带给我一张上面有十多位对非洲语言学有相当学术声誉和知识的学者名单。其中一位的研究背景立刻勾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他是比利时的强·范西纳博士。他在伦敦大学的非洲与东方学系毕业后，曾住到非洲的村中部落做他早期的研究，并写了一本书叫做《语言的传统》。于是我打电话到他目前教学的威斯康辛大学去，然后约了时间与他见面。当时是星期三上午，我飞到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郡，内心充满着对一些奇怪语音的好奇心，我做梦也没想到接下来开始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范西纳先生家的客厅里告诉他那些我在孩童时所记得的每个口述音节——最近还由住在堪萨斯市的弄姿亚表姨婆纠正。范西纳博士在专心地听完整个原委后，便开始问我问题。身为一位口述历史学家的他对我们这种世代以口传历史的方式相当地感兴趣。 　　我们谈得相当晚，因此他留我过夜。翌日清晨，范西纳博士面容严肃地对我说：“我昨晚想了一晚，你们这种世代以口述来保留语音的方法实在令人喷喷称奇。”他说他已与一位研究非洲史学的同事菲利普·柯廷博士通过电话；他们两人都很确定我所说的音是来自“曼丁喀”语，但我从没听过那个字眼。他告诉我说那是曼丁喀族人的语言，然后他试着翻译某些音。其中一个音也许是指牛；另一个也许是指起源于西非的面包树。他说“可”这个字有可能是指“可拉琴”，那是曼丁喀族人最古老的弦乐器，是由切半的大葫芦瓢覆上羊皮制成的，它有个长颈柄，其上有二十一条弦。一位被俘虏为奴的曼丁喀族人可能把“可拉琴”联想到美国奴隶所拥有的某些弦乐器。 　　我所听过一个最意味深长的音是“肯必·波隆河”，那是我祖先指着弗吉尼亚州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的玛它波里河时对他女儿所说的音。范西纳博士斩钉截铁地说在曼丁喀族语里，波隆意指为流动的水或河流；前头的肯必可能暗指冈比亚河。 　　我倒从没听过此种解释。 　　在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解决后，我坚定了自己的感觉——是的，我的祖先们都在天上看顾着我…… 　　有一次我到纽约市的乌提卡学院演讲。在与邀请我去的那位教授一起走在走廊时，我告诉他我刚从华盛顿飞抵，并说了为何在那里的原因。“冈比亚？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最近有人向我提及那个国家有位相当杰出的学生在汉密尔顿大学念书。” 　　古老且卓越的汉密尔顿大学就在纽约市的克林顿，也许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在我还没完全问完时，该校的一位教授查尔斯·杜德立刻说：“我知道你是指埃布·曼根。”在询问了一位安排课程的职员后，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在农业经济学的课堂里看到他。埃布·曼根的个儿很小，双眼炯炯有神，待人谦恭有礼，皮肤和煤炭一样黑。在仔细地确认我所说的字眼后，他显然很讶异我会发那些音。我问他曼丁喀语是不是他的家乡话？他回答：“不是，但我很熟悉那语言。”他是个沃洛夫族人。后来在他的宿舍里，我谈及了我的追踪探索；于是我们就在下个周末动身一同飞往冈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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