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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乏味的生活(3)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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