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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记者:您还喝苦康巴利吗?

  扬:不喝了。或者说,只有在夏天才喝。现在我喝潘氏香槟,加一片黄瓜皮。

  记者:杜拉斯死后,您系着一条瓢虫图案的领带。您不是不喜欢彩色领带的吗?是不是变了?

  扬:没变。我仍然不系彩色领带。那条瓢虫领带,我非常喜欢,可后来坐出租车时丢了。

  记者:杜拉斯的那些戒指去哪里了?

  扬:她临死之前,手指细了,我把戒指摘了下来,应该在她儿子那里。她曾对我说要送我一只,但没有送。这没关系:我受不了戒指,它使我有压迫感。我买了戒指,又把它们送人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银手镯,但那东西,我坚持让她带走了。您知道,我几乎没有她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写给她的信也没拿回来。

  记者:您是文学遗产继承者。您将成为百万富翁。

  扬:根本不是那回事,遗产继承刚刚办妥。有许多版税要付,我只得百分之十。

  记者:您曾经给杜拉斯开车。您现在还开吗?

  扬:我又开车了,开我母亲的车。至于行走嘛,我也在重学。当我出了我关了两年的蜗居,我都忘了走路了。况且,跟杜拉斯在一起,我已失去了走路的习惯:我们去哪儿都开车。

  记者:杜拉斯曾说,您真的什么都不干。除了这本书,您还是什么都不干吗?

  扬:啊,是的。我没干什么大事。我写信。我给人写信,随便给人写信,但决不给作家写信。杜拉斯她不停地写,但我没有这种需要。我看着大海。我走路。我不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写作了!”

  记者:您怕永远成为杜拉斯的鳏夫吗?

  扬:不,我不是鳏夫。倒是她是我的寡妇。

  记者:这话是什么意思?

  扬:也许是她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她。她的聪明之处是让我以为恰恰相反。否则,事情不会这样的。我不仅仅是侍者。或者应该说,她需要我这样的侍者。

  (文中记者为菲利普·朗松)

  译自1999年9月2日法国《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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