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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不知过了多久，基利恩医生终于说道：“海恩先生，白内障摘除完毕。”从她那兴高采烈的语调中，我知道一切噩梦都已结束。那种任凭阉割、遭受脑白质切除和安装玻璃眼球的恐惧倾刻间烟消云散。我的眼睛蒙上了厚厚的绷带，然而我不在乎，和失明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恢复室里躺着许多其他患者，有的已然清醒，有的尚在昏睡。基利恩大夫叮嘱我好好休息之后便离开了。玛丽端来了热汤和苹果汁，让我用吸管喝饮料。血压计和心电图的探头一个一个地从我身上取下。一个小时之后，我坐着轮椅来到雪莉身边，然后登上汽车。下午四点，我们回到了自己家中。 　　然而，手术后的当天晚上，我忐忑不安，难以入睡。我和失明的弥尔顿一样，生怕“希望会被茫茫的黑夜所吞没”。我平躺着，尽量不向左侧翻身。大夫说，翻身不会造成危险，但我宁愿如此。父亲二十年前做完类似的白内障手术之后用沙袋将头部固定，这种做法恐怕不无道理。 　　早上，我感觉好些了。除了避免碰到绷带之外，我照常洗脸、剔须、吃早饭。八点钟以前打电话享受半价，亲友们纷纷致电慰问。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接到《美国历史》杂志打来的长途电话，请我为一部介绍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电视片撰写评论。影片根据伊万·康内尔的《晨星之子》改编，预计四月份播出。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请一位盲人为可视媒体作品发表评论，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且没有告诉他们我刚刚动完手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眼睛还蒙着绷带，已经有人请我为电视节目发表评论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十分吉利的征兆吗？我尽管不会发表评论，但却有可能亲眼看到这部作品！ 　　谁能想到这个早上就是我新生伊始的第一天呢？ 　　上午十点，我坐在了基利恩医生的诊所里，迫不急待地等待拆除绷带的一刹那。帕特护士负责这项工作，我十分了解她，知道她一向信心十足。她慢慢揭开我眼睛上的绷带和纱布，当最后一块纱布拿掉之后，我目不转睛地向她望去。我看见她了，或者说看见了一个身穿白色衣裤的模糊人影。她从我身旁走开，开始摆弄医疗仪器。她的动作在我的眼中显得十分夸张，宛如正在表演哑剧的演员。我想起了以前从电视片中看到的人类登上月球时的情景，他们在一望无际的丘陵上行走，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引力。 　　然而，所有这些几乎在一瞬之间骤然结束，我把头转向了一个我一直渴望再次看到的人：雪莉闪光的银发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她那可爱的面庞和充满笑意的双眼。对我来说，她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在失明的这些年里，我一直牢记她的形象，利用各种感官在脑海里塑造她的容貌。如今，她的头发白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她始终是一位金发女郎。十五年过去了，她的脸上仍然洋溢着那种熟悉的温情。她的衣服十分鲜艳，也许她今天特意为我穿上了这件漂亮的花格裙？我抚摸着她的衣服，辨认着上面的各种色彩：黄色、蓝色和绿色。 　　基利恩医生检查了我的眼睛，情况十分乐观。她说，视网膜虽然长期掩盖在白内障之下，但基本上完好无损，没有发现葡萄膜炎。目前的眼压为10。 　　我环顾四周，有如置身于新奇的人间仙境。检查室里十分明亮，深黄色的桌面、透明的玻璃瓶、玻璃瓶上的各种标签以及银光闪闪的眼科仪器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目不暇接，所有美妙的词汇都已成为现实。 　　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似乎驶入了迪斯尼乐园或全景电影院。五颜六色的汽车朝各个方向飞奔，它们从我们的车子旁边掠过，近得吓人。公路上的各种交通标志线看上去宛如一幅蒙德里安1的油画。它们分黄线、白线；有单线、双线；它们在十字路口处彼此交叉，在左转弯处突然停止或骤然转向。有时，车道变窄，直线变成箭头，路面出现了多处分支。十五年以前，公路上的标志十分简单，如今，它们复杂得像老妪脸上的皱纹。 　　我们从维多利亚棕榈大道拐入红树大街，然后驶入自家的车道，开进车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房子，它属于我们还不到八年。车库里的景象首先使我震惊，里面有摆满旧杂志的书架，有堆放杂物的箱子。有的箱子盖着盖，贴着标签，有的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废旧物品。长条凳上放着各种清洗剂、工具和电线。我和雪莉不愧是搬家能手，我们的车库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货舱。然而，这一切在我的眼前却显得五彩缤纷，看上去那么绚丽，那么令人激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琢磨视力与美的问题。一个孩子能够看见周围的世界，但他知道如何领略美吗？如今，我返老还童，一切在我的眼前都变得如此美妙，完美无缺。即使是那个堆满了破烂儿的车库也显得鲜艳夺目，错落有致。做出某些重要判断时需要视力，但也需要经验和时间。那天，我成为了儿童时代的主宰者，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满意。 　　我走进了的卧室，卧室里面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我推开拉门，绿色的庭院映入眼帘，那里芳草茵茵，鲜花盛开，蓝色的和黄色的小鸟到处飞舞。我十分激动，眼睛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我哭了，雪莉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们本应到家之后滴一些眼药水，冲洗一下眼睛，但现在没有必要了，因为泪水已经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 　　电话铃响了起来并且几乎响了整整两天。我弟弟迪克在电话中得知道这一消息后，一时语塞，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有些沙哑的嗓音说，他要定定神儿再给我打电话。 　　我没能吃下午饭，感到有些头晕恶心。午睡之后，我感觉好些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基利恩医生的感激。我想，她能使我重见光明也一定十分高兴。这种情况也许对她来说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敢保证决不会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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