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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我妈妈就是瞎子，”警察向这位误以为是骗子的人吼道。后来，他突然发现那人的报纸是倒拿在手中的。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盲人心中的愤怒远远超过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因此我认识到，与社会上其他受到敌视的少数群体一样，盲人如果要使自己变得坚强和富于想象，就必须像克伦茨那样积极地争取独立。克伦茨认为，他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原因在于朋友们没有对他的失明姑息迁就。例如他说，一个朋友“认为我能和他一样爬树或翻跃篱笆，而我确实具有这种能力。”这样的朋友是不容易找到的。 　　看电影是我们当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直乐此不疲。尽管人物的形象、动作以及色彩在我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但精彩的对话，出色的音响效果和独具匠心的制作，仍为我带来不少乐趣。用心倾听影片的背景音乐是调动情感的一种手法。通过影片的声音去揣摩宏伟的场面、燃烧的激情和欲望、人物的追求以及各种神秘的场面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看电影时，我坐在远离他人的地方，以便雪莉为我讲解。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屡试屡爽。看《上帝发疯了》这部影片时，雪莉不停地捧腹大笑，而我却无动于衷。字幕是另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尽管我们躲得老远，由雪莉为我朗读字幕，但这样做毕竟太麻烦了。因此，《Z》成为了我们看的最后一部外国电影，此后不再涉足字幕影片。 　　对我来说，动作少而对话多的影片是最适合的，《和安德烈吃晚饭》就是这种作品中的佳作。影片讲的是两个男人一起吃晚饭的故事。他们一个纵情声色，一个热衷学问，边用餐边倾心交谈。我看不到的饭桌上的情景，但能感觉出菜肴在影片中起的重要作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脆皮鸡、冒泡的沙司和脆嫩爽口的芦笋。我头脑中的菜谱与影片声音所表达的思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次观看一部名叫《E.T.》的影片时，我们碰巧坐在一群孩子后面，他们是河畔聋哑学校的学生。他们去电影院为的是视觉上的享受，而我完全是为了去听声音。聋哑人生活在可视的世界里，那里一切都是直观的，永久而稳定；而我却生活在飘忽不定的声音世界中。在电影院里，除了我与雪莉的座位之外，其他空间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聋哑学生而言，那里的一切都是空间，从模糊的墙壁和通道，乃至银幕上的广阔天地。这里，我想说明的不是盲人与聋哑人之间的区别，而是他们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对世界感知方式上的不同。 　　我发现很多头脑清醒的盲人作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其中领悟最深的是我提到过的那个名叫雅克·吕塞朗的法国人1。他八岁起双目失明。他记得童年时，别人家孩子的母亲不让他们同自己玩耍，因为他是瞎子。他为他们难过，同时为所有受到所谓保护的盲人而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失去了用另一“视觉”了解世界的机会。对于盲人儿童而言，吕塞朗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视力健全者的想象，他们认为视觉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手段，以耳代目非但不行，而且这种“看”法十分可笑。吕塞朗感到最难过的事情之一是他与一名盲童玩耍的经历，在这种误导下他彻底失明了。吕塞朗的“第二生命”是一条充满“光明与欢乐”的小溪。他说：“我沿着溪水在岸边行走，与目的地越来越近。它打开了我的心扉，将我带入到一个所在，一个岩洞之中。那里有我发生过的一切，它们回旋激荡，良久不绝。” 　　几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热衷于谈论光明，这是能够理解的。然而，他们对于光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对黑暗而已。玛丽·梅科伊将其称之为“形影不离”的黑暗和“野兽”，尽管如此，它们最终还是让位于光明。梅科伊学识渊博，喜好巴尔托克2和芭蕾舞，观点尤其贴切。她对光明的看法与吕塞朗相似，她说，光明是内在的，甚至可以听到。 　　在感官转移方面，吕塞朗和梅科伊的观点相辅相成。探讨光明时，吕塞朗经常使用与其他感官有关的词汇，如“行进中的肌肉运动”和“岩洞内的回声”等。在各种声音中，他对语言的感觉可能更为强烈，更具有意义。人的语言好比光明溪水中流淌出来的欢快曲调，是人类的基本精华，通过语言他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对于吕塞朗，语言是心灵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东西。 　　对我来说，吕塞朗和梅科伊对失明世界的表达与匈牙利籍的伦敦盲人艾尔伯特·沃伊道的说法更易理解。后者认为，了解人一般是通过声音，但有时对方甚至不用开口。他说，他的直觉来自颜色：黄色说明对方是骗子；白色代表性情粗暴；蓝色代表伪君子；而红色则是真诚与体贴的象征。 　　韦德·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作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该与吕塞朗相似，但由于他在远 　　离印度的地方长大(其多卷本自传取名《异国他乡》)，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现有关心灵感受方面的描写。他双目失明，远离家人，他所熟悉的声音很快便从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学校读中学，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波摩拿学院读大学，最后在牛津大学毕业。梅塔称得上是一位讲究实际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图的湖边同女友一起骑自行车。然而，每当他想到他对女友衣服的颜色一无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时，恼怒和遗憾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另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兰，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波兰籍画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约瑟夫·阿伯斯)。他喜欢读克鲁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于贝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样性格开朗，说自己属于那种喜欢航空港的人，因为那里是“运动创造危险与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产生共鸣的原因部分在于我们都是逐渐失明的。他患是视网膜色素炎，与基因遗传有关。这种病在他所属的波兰籍犹太人中较为常见，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的染色体所致。逐渐看不清颜色和形状给他带来了巨大灾难，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为他是画家。我们都曾领教过一些野蛮的疗法。我接受的蜜蜂疗法仅限于嘴唇，似乎还有点儿科学道理，而他的却更加肆无忌惮。这齣悲喜剧是伦敦的一位疯狂的女人一手导演的。她放出了无数蜜蜂蜇在他头上和脖子上乱蜇一气，直到他拼命讨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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