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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外出时必须戴上墨镜，有时在光线明亮的房间里也是如此。当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黑色的镜片走在莱德维尔的大街小巷时，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欢我的。我在家信中写道： 　　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里的经理)，他说既然对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态度很和善。由于几天来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资，可他坚持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们来信告诉我具体原因，因为我感觉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来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没有发现医生让我辞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实认为它不会给我造成危害，但辞去工作会使你们更高兴，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以后会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镜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为伍。晚上我睡12个小时，白天再睡三个钟头。很明显，这是无聊之极的表现。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邪念。我只担心的是过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疗。 　　每天，我沿着旋转扶手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楼。楼梯的右边有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发黄的视力表和积满灰尘的眼科仪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办公室，一名眼科医生的诊所。如今，他的遗孀心惊胆颤地把楼上租给了房客，但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丈夫的诊所。这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像一个神秘的不详之兆，预示着将来我要永无休止地在无数眼科诊所之间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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