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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
到李柯沃村不过十二俄里，可是为了保护马力，这段不长的路程竟走了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又在一户庄稼人家里换好衣服，再去参加晚祷，至少迟到了一小时。行完祈祷式后，我们到古斯里琴家，在他家作两天客。 　　古斯里琴老两口没有儿女，是我们那一带最富裕的地主之一。无论富马·阿列克塞依奇，还是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伊凡诺夫娜，都是非常慷慨的教民，因此，教堂里烛火辉煌，一派节日气氛。客人几乎到齐了：普斯托捷洛夫家、波罗夫柯夫家、科罗奇金家、切普拉柯夫家，克洛勃吉琴少校和他带来的四、五位军官。在教堂里，穿着节日盛装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站在前几排，老百姓统统挤在后面。在这个所谓“真正的”（供节日用的）教堂里，祈祷仪式进行得极为隆重。这个教堂每年冬天开放一周后，便要关闭到复活节。 　　晚祷结束后，客人们走到两位主人面前，向他们致节日的祝贺，孩子们则依次亲吻老上校夫人的手。老太太和蔼可亲，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吉利话，问每个孩子：“你学习得好吗，小心肝？听爸爸妈妈的话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轻轻拍拍那孩子的面颊，划十字祝福。 　　在古斯里琴宽敞的宅子里，接待贵客的一切工作早已准备停当。墙壁（照老规矩是不粉刷的）和地板刷洗得干干净净；房间里缭绕着神香的轻烟；圣像前点着神灯。大厅里摆好晚餐，给爱喝茶的客人准备了茶水。但是晚上的最后一段时间却过得非常肃静，大家几乎一言不发。这一则是因为客人们经过旅途的劳累，已经弄得精疲力尽；再则是因为古有明训：理应在崇敬的静肃中迎接大节日的降临，不宜交谈。十点，大家散去休息，上宾们被安顿在特备的房间里，其余的客人，或者睡沙发床，或者睡地铺。 　　第二天一大早就响起了纷乱的喧嚷声。随侍主人的仆役们捧着洗脸盆穿东房走西屋，四下寻找自己的主人。到处可以听到呼唤声： 　　“帕拉莎！洗脸水快准备好了吗？” 　　“菲莎！我的束腰衣呢？” 　　“马兰雅，你怎么又忘了拿擦子来？” 　　睡在厅屋里的孩子们，从铺在地板上的鸭绒褥子上跳起来，穿着睡衣，在枕头和鸭绒被堆成的高低不平的地铺上，叫着笑着，跌跌撞撞，跑来跑去。他们唇枪舌剑，说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使站在洗脸盆旁的丫环们禁不住不停地呵叱他们； 　　“亏他们说得出口……没羞没臊！” 　　这里我顺便说一件事：那时候孩子们什么丑话都说得出，污言秽语在他们当中流传很广。幸亏在他们讲这些下流话的时候，与其说是懂得的，不如说是人云亦云，怎么听进来就怎么说出去，仿佛吹大话一般。因此，这些脏话的含意他们并不理解。至少，我记得，当我十岁那年进入莫斯科贵族学校后，听到同学们津津有味地讲着各种丑话时，我就压根儿不懂它是什么意思，虽然这些下流话我早就听见过了。 　　上教堂做完弥撒回来后，便是接二连三的吃喝。老实说，我们穷乡僻壤的欢乐无非就是吃吃喝喝而已。喝过茶，吃点心，直到开午饭，才把点心撤下桌；吃完午饭，吃甜品，然后是吃晚饭，吃夜宵，一直吃到深夜。特别是那些女眷们，在客厅里，一围着点心桌子坐下来，便再也不离开它。有时在两次吃喝之间，某小姐或者某军官，坐到旧式小钢琴旁，弹着琴，唱一支情歌。那时最流行的情歌是：《我和你永别了，我的天使》、《别给我缝衣服，好妈妈》、《你为什么郁郁不乐，晴朗的朝霞》、《护身符》、《黑披巾》等等。可是，我不记得，我是否听见过悦耳的歌声；最糟的是我只记得，男歌手和女歌手都唱得极不自然，他们咬字不清，发音不准，分不清Ｐ和П，他们一边唱一边挤眉弄眼，拼命要教人家明白，没理由说他们唱得不够热情。母亲们听到歌声，也从客房溜进大厅来，大显其身手；可是那些不高兴听这种小演唱的庄重的男人，却钻到弹子房去玩儿，那里也摆着酒食。每一位小姐都有一种舞式跳得特别出众。维罗奇卡·切普拉柯姓会跳《走在石板路上》：她一手叉腰，一手高举，转着圆圈；然后，她沿着大厅翩翩飞舞，摇动双肩，招引着西涅乌索夫准尉，准尉拼命踏响马靴，竭力装出骤悍的俄罗斯小伙子的神态。菲尼奇卡·波罗夫柯娃的吉卜赛舞跳得极好。她仰头向后，从大厅的这头奔到那头，又从那头跑回这头，然后旋转身子，扎乌洛诺夫准尉跟在她后面，重复着她的舞式，可是他怎么也追不上她……不用说，当女儿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母亲们便在旁边击掌助兴，然后又互相祝贺。 　　这样相当单调乏味地打发着上午的时光。客人们显然还没有达到节日狂欢的高潮。小姐们显示了才华，开始双双对对在一排门对门的直通房间中散步，和军官们低声私语；母亲们夸完女儿们，回到了食桌上；甚至在孩子们中间也看不到欢腾的景象。虽然老上校夫人一再叫他们随便玩玩，可是因为农忙把他们分隔了整整一个夏天，一下子还来不及恢复旧日的友情，所以总觉得有些认生。他们庄重地、规规矩矩地在小姐们身后漫步着，互相交流一些假话。万尼亚·波罗市柯夫说，他们家的马车夫帕尔苗，不久以前一鞭子抽中一只飞奔的兔子，把它劈成了两半；萨申卡·普斯托捷洛娃说，他们家的母牛别洛格鲁德卡已经整整卖了三年，去年有人到树林里去，它也钻在树林深处，还带着三只小牛犊。 　　“没公牛，它怎能下小牛犊？”索尼奇卡·柯罗奇金娜觉得非常奇怪。 　　“不，后来打听到，有一条公牛常常上它那儿去串门。人家发现公牛常常离开牛群，不知上哪儿去了，这样，大家就开始钉公牛的梢。……” 　　“这有什么了不起！”彼佳·柯罗契金打断她的话，“我们家的马车夭才是好样的：去年冬天，他连人带三匹马拉的雪橇，一齐落进冰窟窿里，他看见大祸临头，拿起鞭子在冰底下赶起马来……忽然从另外一个冰窟窿里跳了出来！” 　　最后，斯杰班大哥也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红果庄的花园里有一只青蛙，只要它跳一下，立刻就有一块金币从它身上飞出来。 　　“你捡了很多这样的金币吧？”大家羡慕地问他。 　　“嗬嗬，兄弟们，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试了试，心想哪怕捡一块金币也不错，可是我刚弯下腰去，金币就在我眼前化成水了！” 　　总之，吹牛，也象说丑话一样，在孩子们中间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分明是从父辈身上继承了这种品质，又从家奴们的谈吐中汲取一些材料，大大地丰富了这种流风。 　　年岁相若的孩子们不喜欢我们札特拉别兹雷家的孩子。母亲的暴富，引起了村邻们的嫉妒。当然，大人们是不会在口里表露这种感情的，可是孩子们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缠着我们，向我们提出一些非常尖刻的问题，它的中心内容不外是母亲的俚吝刻薄和父亲在家里的卑微地位。特别叫人难堪的是萨申卡·普斯托捷洛娃，谁都怕这个舌尖嘴厉的机灵女孩。 　　“听说头些日子，你们的妈妈叫人宰了一条病牛，送到下人食堂给家奴吃，引起了一场风波，真有这事吗？”她缠着我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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