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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
此外，自由派和爱说俏皮话者这个名声，给波尔洪诺夫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由于这个声誉，在农村改革时期，他以“好挑眼者”的资格当选为本县参加省农民委员会①的委员，甚至还由省委员会钻进了编纂委员会②。 　　①一八五七年；立陶宛三省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见四七七页注1），翌年，各省有成立了同样性质的委员会，即这里所说的“省农民委员会”。 　　②为了审查各省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并起草全国性的改革方案，沙皇中央政府于一八五九年三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设委员三十一人。 　　塔拉斯·普罗霍雷奇·梅塔尔尼柯夫同彼尔洪诺夫完全相反。彼尔洪诺夫是个可疑分子，又爱调皮捣乱，梅塔尔尼柯夫却以极其忠诚、思想坚定、举止严肃著称。在他的人生观里，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正正经经、无庸争辩的，一切都说明，他早已为自己确立了一条足以保证他不偏不倚的正道儿。他怀着忠君的思想，沿着生活的道路前进时，本能地忖度着应当在什么地方止步，才不致碰壁。凡是彼尔洪诺夫庸人自扰、大声疾呼“太不象话”的事情，他总是用教训的口吻，信心十足地肯定说：“我们这就很不错啦！” 　　不言而喻，政府当局不但不会斥责他，而且关怀备至地成全他，让他抱着我不惹人、人不惹我的美妙思想，同别人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不惹人，人不惹我，是当时大多数人半由自愿、半由对犹太教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理想。至于同侪地主们，梅塔尔尼柯夫在他们中间素以谋士著称，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怀着亲切和尊敬的态度接待他。这种一致的尊敬极为明显地表现在塔拉斯，普罗霍雷奇历次被选为任期三年的县警察局长这件事上；大家一致推选他，谁也没想到要和他竞选。 　　彼尔洪诺夫和梅塔尔尼柯夫永远互相抱着敌对态度。他们很少见面。但只要他们碰到一起，就会有看不完的好戏看。惹事的自然是彼尔洪诺夫，梅塔尔尼柯夫却只有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份儿，可是两个人都显得如此“滑稽可笑”，以致他们的会面常常给人留下一些久久不能忘怀的愉快回忆，使地主家庭在漫长的冬夜里的乏味的闲谈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其次，我还可以谈谈离我家最近的村邻乌尔望借夫兄弟，我所以还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行径反常到了十分奇特的地步。 　　他们的父亲，扎哈尔·卡皮托尼奇·乌尔望错夫，我们县里最破落的地主，象彼尔洪诺夫一样，也属于“调皮捣蛋”分子，他们精神空虚，不关心公益事业，因此他们对当时那种灰暗的生活倒是很满足的。但是他的胡闹太令人生厌、太无耻，以致连我们穷乡僻壤也不肯拿他当作自己的同类看待。他孤单地无所事事地呆在自己的窝里，不参加地主们的宴饮游乐，在驯服的家奴们当中发泄他的恶作剧的本领，甚至不怜惜他嫡亲的家属。 　　他的妻子死于生产，给他留下一对双生儿子，他给他们两个都取名扎哈尔。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为他们在同一个团队里安排了士官生的位置。这还不算，他在临终时，立下遗嘱，用毫无道理的方式将庄地（不幸，它是他自己挣来的产业）分给他的双生儿子。他把主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招待客人的讲究房间，归一个儿子所有，另一部分是住人的房间，归另一个所有；又把二十三家农户交错分配：第一户分给一个儿子，第二户分给另一个儿子，依此类推。遗憾的是，第二十三户怎样处理，他却只字未提。 　　这些恶作剧造成的后果，首先表现在两个孩子对父亲的无尽的仇恨上。在他死后，两个被他的胡闹弄得不和的兄弟便进而彼此仇恨起来。两兄弟都叫扎哈尔·扎哈雷奇；两兄弟都以同等官位、穿着同样的制服，同时退役；两兄弟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地界所在，而对第二十三家农户的归属问题，象一个无法揭晓而又十分诱人的哑谜，同样摆在他们两人面前。 　　此外，象双生子之间常有的情形一样，两兄弟的外貌也长得一模一样，非但邻居，就是家里人也分辨不清谁是谁。就精神境界而言，两兄弟的为人处世也大都受着同一的教养的支配。 　　景况是无法改善的，几乎是悲剧性的。这环境成了无尽的流言的来源地。流言主要起源于荒唐的老头子在他的末日制造的可悲的家庭纠葛。 　　我记得，我们家里常常谈起一些不足为信的轶闻，尤其是在老头子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混乱状况达到极点的时候。 　　“前两天在符亚里清（这是乌尔望错夫家的庄园的名称）又发生了一场火拼，险些闹到杀人的地步！”一位客人说。“两兄弟到白桦林去采蘑菇。一个从这头动手，另一个从那头动手。他们想着心思，迎面走去，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忽然，他们互相碰着了。他们瞪着眼互相望着：‘是他吗？不是他吗？’谁也不肯先让路。唔，这样他们就干起来了，就……” 　　“不，请您想想农民的处境吧！”另一位客人打断了他的话，“头些日子，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的全部庄稼汉抓来，抽了一顿鞭子，可是那些傻瓜还以为是自己的主人在打他们……” 　　“真象是假面舞会！” 　　或者： 　　“他们早晨一起床就打主意捉弄亲兄弟。一个扎哈尔听说他兄弟昨天安排了农活，他就去把命令取消了。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扎哈尔也跟他兄弟开了个同样的玩笑。弄到庄稼汉们现在在路上一看见扎哈尔·扎哈雷奇，不管他是自己的那个，还是不是自己的那个，连忙丢下铁锹就逃！” 　　或者： 　　“糟老头子在遗嘱里这样给孩子们分配产业；这家农户——给我的儿子扎哈尔·扎哈雷奇第一，这家农户——给我的儿子扎哈尔·扎哈雷奇第二。法官来给他们分家，说：‘二位先生，你们的事好解决！您，扎哈尔·扎哈雷奇，您当乌尔望错夫第一，您呢，扎哈尔·扎哈雷奇，您当乌尔望错夫第二。’可是法官还没转身，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刚才管哪一个扎哈尔·扎哈雷奇叫第一，哪一个扎哈尔·扎哈雷奇则第二了。最后他想了个妙法：拿来两张小纸条，编上号码，一人胸前贴一张。这样才给他们分好了遗产。” 　　等等。 　　显然，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是没法共同生活下去的。因此，乌尔望错夫兄弟没有忍耐多久。他们在我们乡下过了不到两年，便抛下父亲的宅子和村庄，同时离开家乡，不知所终。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彼得·安东尼奇·格利勃柯夫，大家全管他叫公狗安东尼奇。 　　我个人从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有关他的几件事，那真是可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在这方面连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也望尘莫及。特别可恶的是他的内房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邻里们不仅没有一个人同他交往，而且连讲话中也不提起他，仿佛害怕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家人中间引起骚乱似的。他受过几次审判，一再受到监护处分，受到逐出庄地、不得返回原籍的判决，但是，由于监护人员的软弱，他跟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又是远亲，他仍然安安稳稳地留居在他的奥伦金诺村，为非作歹。不过最后，他遭到了比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下场更加严酷的惩罚。一天深夜，大约三十名农民（几乎是整个庄地的农民）包围了主人的宅子，冲进卧室里，将主人倒吊起来，放火烧了他的住宅。第二天早上，奥伦金诺的庄园变成了一堆瓦砾。只有少数几个后房的囚徒幸免于难，后来她们都做了这个案子的告发者。 　　我记得，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一言不发。父亲脸色苍白，母亲不时抽动嘴唇……分明是发生了不应当让我们知道的事。可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好奇心很重的斯杰班哥哥，这一次他也很快打听出了事情的经过，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奥伦金诺事件的原委。 　　其他村邻，虽然还有很多，我就不谈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面貌是这样模糊，如果让读者受累，把注意力放在听我关于那群面目不清的人物的回忆上，那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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