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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我应当说几句称赞当时的地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尽管自己的教养不高，对孩子（不过主要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抱着关心的态度，总是竭尽可能，使他们受到正规教育。即便是景况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设法实现送儿子入学的良好愿望。他们不多吃一块面包，不给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张罗，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权势人家的门槛……不用说，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官立学堂和官厅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学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对象（那里比较容易取得官费）；但是官费刚到手，他们又在谋划进大学的事了。应当说句公道话，这些将要接替老纨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确实比老一辈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在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儿们却居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象样儿的女子教育的问题。普通女子中学是没有的，贵族女子学校为数甚少，要进去更是困难重重。再说一遍，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人们觉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于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的道德原则，那么简直可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农奴制的气氛，具有极大的侵蚀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这种气氛中，便会失去个人特征，而根据个人特征本来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评断的。框框对于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适用的，可是在总的框框之中，还必须描绘出彼此之间几乎并无轩轻的某些个人的面貌。自然，要写出个人身上的一些细节是好办的，不过，这些细节的内容虽然因偶然形成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却总是同时带有亲属们身上的特点，根据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然而，本书中已相当清楚地叙述了当时有教养阶层的丑恶德行，因此我没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去。我补充一点：闺阃生活，或者一般地说，对两性关系的卑鄙看法，乃是万分令人发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惨的结局。 　　还有几句关于宗教信仰的话要说一下。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村邻一般是笃信上帝的；如果偶尔听到他们说句把不三不四的话，那也是出于无心，只当俏皮话说的，何况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当场就已经被别人毫不客气地斥之为说空话。此外，相当多的人显然并不理解最简单的祈祷的真意，但这决不应归咎他们对宗教不够虔诚，只能说是由于智力发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缘故。 　　我对地主群作的总评，是以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事实作依据的，在进一步描绘我记忆所及的各个地主的肖像之际，我认为还须补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讲得十分坦率，丝毫没有存心贬低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意思。人到暮年，夸张的嗜好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讲真话、仅仅讲真话的强烈愿望。既然决心重现过去的、不太遥远却已经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遗忘之渊的图画，我提笔写作就不是为了争长论短，而是为了道出真相。何况我也无意去挖掘那已为历史法则所埋葬的东西。 　　描写我所写到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国文学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的回忆录归结起来一定和我的结论相似。也许色彩不同，但事实及其实质必然相同，因为事实是没法涂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萨柯夫以他的《家庭纪事》①无可置疑地丰富了俄国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散布着淡淡的田园牧歌的气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对过去的颂扬。只消一个库洛里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见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许深究一下老巴格罗夫本人，你们便会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见之下所显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图和行动都盖着一层注定的依赖性的外壳，因此，他从头到脚整个儿也不过是一个绝对地受着农奴制秩序摆布的玩偶。 　　①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纪事》（1856）中，企图美化农奴制关系；把老巴格罗夫描写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这个人物外，作为一个例外，作者也的确写了另外一个“恶棍”地主典型库洛里索夫。 　　不管怎样，我自认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未来的史学家们将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这部纪事决不会是多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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