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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得了这种病非讨饭不可!”

  “但愿上帝保佑,千万别得这些病,”父亲说道,他近来已经开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对,不管是谁,得了病总是不好受的,不过,病也是各种各样的。我有一个做买卖的朋友,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老是发愁、伤心罢了,也役旁的。看医生吃药,请神甫念经,还去求了侍奉上帝的圣徒,都不顶用。”

  “也许是别人的毒眼把他盯出了毛病,要不就是魔鬼附了身……”母亲猜道。

  “也许是吧。”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女人,也总是抱怨说是心里愁闷。可是在教堂里,人家一唱《天使颂》或者唱领圣餐诗,她立刻叫嚷起来。什么办法也治不了她:请神甫来念经;村长用鞭子抽了她好多次——她还是那样。她叫嚷的时候,肚子鼓得挺大,象座山,您想想那光景吧。”

  “这样,魔鬼就赶忙从她肚子里冲出去了,”外祖父说了句笑话。

  “这我可不知道。我们为她想尽了办法,全不顶用,只好撒手不管。人家不赶她去替地主干活,她也不到自己地里去干活,坐在家里百事不千。”

  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外祖父轻轻打着哈欠,甚至打起盹来。大家吃完点心,大声推开椅子。外祖父行了饭后亲吻礼(母亲和所有的孩子走上去吻他的手),便到自己卧室里去休息。

  老头子睡午觉的时候,母亲一刻也不歇。她和娜斯塔霞坐在客厅里(离外祖父的房间很近),谈得非常起劲,连我们也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告诉我,姨太,你们怎么想起上我们这儿来的呢?”母亲问道。

  “是我劝他来的;他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上这儿来的。我对他说,他们盼您盼了多少年啦,可您老是不去。”

  “唔,谢谢,谢谢你,亲爱的!”

  “不过,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知道以后,他可气炸啦!他从莫斯科郊区赶进城来,大嚷大叫:‘您敢到札特拉别兹雷家去!我禁止!’他甚至摔烛台砸人,险些儿砸破老爷子的脑门儿!”

  “居然砸起亲父亲来!爸爸怎样说呢?”

  “他倒没什么。他说‘呶,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是啊,父母的心多好!儿子要行凶,老子却心平气和地说:‘呶,没什么,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儿子折磨他,骂他,他全准备忍受!”

  “我们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那里,可是二少爷一个劲儿的闹,一个劲儿的闹!他说:‘我一辈子记得那个臭安娜!’他居然骂,骂您,太太,就是说,用最难听的话骂您!”

  “让他去骂吧,又骂不掉一块肉,只要……”

  母亲没有把话说完,沉思了一会。兄弟的辱骂,她的确并不放在心上,但是他的威胁,她却很害怕。唉!尽管目前她得到了胜利,但是她脑子里时刻忘不掉心事:无论她怎么卖力,无论父亲对她说过什么体己话,她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将是劳而无功,她的全部胜利将是过眼云烟,老头子的财产迟早准会落到他那个忤逆不孝的宝贝儿子手里。

  “所以他一走,巴维尔·波利西奇立刻坐下来给您写了那封信……”

  “谢谢你!谢谢!唔,那个……”

  母亲不敢直接说“遗嘱”二字,娜斯塔霞却能领会“那个”的意思。

  “您是说遗嘱吧?”她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在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吵嘴那天晚上,他们把克留克文叫来,跟他在书房里小声谈……”

  “谈什么?”

  “想必是谈遗嘱。”

  “但愿如此!”

  “太太,您还是问一问他吧!”

  “嗳,瞧你说的!我去问他,他准会把我轰出去,准会把我轰出去!要是你……”

  “我刚开口,自己就后悔了。差点儿没给撵出去。”

  “唉,爸爸呀,爸爸呀!他样样都好,就是这……”

  “太太,您也别太担心!上帝是仁慈的,只要他一想起来,马上就会立遗嘱。难道没有遗嘱您什么也得不到吗?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吧?”

  “话是这样说……世界上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地方,可是我和阿丽娜妹妹——我们两个都是分出去了的女儿。我们给爸爸立过文契。”

  “您要是不立文契就好了。”

  “我哪能不立!那时我刚满十五岁,还不懂得这种文契是干什么的。我要是不立文契,他就说,‘好吧,什么也不给你,你当一辈子老姑娘!’我立了文契,他答应给我六万卢布的陪嫁,后来却只给了三万。瓦西里·波尔菲雷奇和我的姑子们为这三万卢布可把我折磨够了。”

  “唉,罪过罪过!”

  “常言说得好,胳膊肘儿离得近,可就是看得见咬不着。依你看,老头子的钱,至少有多少?”

  “钱的事儿,他总瞒着我。不过,他现在也还在攒钱。有时候他把钱存到监护院去。他非常吝啬。一天比一天吝啬。头些日子听格利果里·巴甫内奇的仆人说,似乎有一百万卢布。”

  “他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兴许是二少奶奶在饭桌上讲出来的。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不在家里吃饭,二少奶奶说话就随便了。她说:‘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老头子有一百万卢布!’”

  “一百万”这个数字使母亲陷入更深的沉思中。她一声不响,长久地望着窗外,用手咚咚地敲着桌子,她的脑子分明被“一百万”这三个字塞满了。

  “费你的心吧!”她终于说,“你干脆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给您解闷儿,您也该让我快活快活呀!’”

  “这倒不错,我就照您的话去说吧!”

  “就这样去说吧。要是……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我得到了……”

  “您说的什么,太太!难道我是贪图钱财才……”

  “你听我说:我一定重重的谢你!费你的心吧!”

  这种谈话单调地、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老是在同一个题目上兜来兜去。只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插进来的时候,谈话才被打断:或者是女管家走到门口,请母亲出去办件事;或者是娜斯塔霞忽然感觉出外祖父打了个呵欠,便轻声走出房去,在老头子的卧室的门上倾听一阵。

  三点钟,外祖父又来到客厅里。我们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等待着即将开始的牌戏。

  “爸爸!点心还没弄好,先打打牌吧?”母亲提议道。

  “不打喽,”这一次外祖父拒绝了,使我们非常失望。

  “爸爸,那就请您原谅我,我要出去张罗一下。”

  “去吧。”

  外祖父默默地坐了一阵,打了几个阿欠。他终于对我们说:

  “你们在上学么?”

  “我们在上学,爹爹。”

  “斯杰班,你念几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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