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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你让她们来吗,太太?”他畏葸地问道。

  “让她们来好啦!把楼上那间耳房腾给她们,让她们在那儿过冬,”母亲答道。“不过有个条件,她们不得过问我们家里的事,一到五月,就得回她们拐角村去过夏天。我不愿意在夏季里看见她们——碍手碍脚,讨人嫌。她们就会跳来跳去,脚不停手不住,正经事一窍不通。我可要把我们家里的事办得井井有条。你那两位好姐姐管家的时候,我们得过什么好处?——屁的好处!我可要把……。

  母亲开始沉入幻想中。她那缺乏经验的脑袋里装了许多经营计划,为此必须把红果庄的经济地位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加上这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得为他们想想。不用说,她的这些计划,也象邻里们经营产业的办法一样,完全建立在陈规旧习的基础上,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供她效法。她希望至少做到:家里的东西都有个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红果庄的经济在这方面可说是糟糕透顶。谷物从场上送来没有数量,倒进仓去,也没有数量。

  “谁也不会偷粮食!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姐姐说,并且报告好弟弟,打谷期已经结束,谢天谢地,仓里装满了粮食。

  很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但是取粮食的时候,谁都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或者说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账目。尤其麻烦的,是家奴们象雨后蘑菇一般大量繁殖起来,除了单身人之外,全都是靠月粮过日子的仆人。到了年底,仓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卖给当地的粮食贩子,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家里是没有什么现钱的。

  马厩、羊圈、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这是一段使仆婢们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幸福时刻。

  母亲对她自已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有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在打场期间,她整天呆在场上,亲自监工,要人当着她的面量好扬净的谷物,然后当着她的面把量好的谷物倒进粮仓。她还设立了收支帐簿,每年要盘点两、三次库存。她已经不是笼统地说她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而是直接的说打了多少担①粮食,她打算卖掉多少担。

  ①原文为俄石。一俄石约台我国两百多。

  其次,她注意到月粮制度。她不敢立刻取消它,因为这个老规矩到处还在通行,但是她将这一办法大大加以缩减。最主要的缩减办法是:有几家家奴原来用主人的饲料喂养两、三头母牛和几只绵羊,她一下子把牛减为一头,羊减到两只,超过这个数目的牛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把它们赶到主人的牲口棚里去。

  总之,事事都订立了前所未闻的新规矩。家奴们惊慌万状,以至在头两、三天里简直可以感觉出在他们中间起了骚动。父亲本人不赞成这些新办法。他过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于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牢骚满腹,可是现在,每天要进行审判、侦讯、清算。他特别不满的,是母亲撤换了从前的村长和女管家。他甚至试图替他们说情,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一开口便犹犹豫豫、有气无力,因此,年青的女主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坚持住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这些努力,一两年后红果庄已经开始有了现款收入。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家里的人口也一年年增多起来。

  结婚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代下半期,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那时我刚刚出世),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安顿这一大群小把戏。家里请了几个女家庭教师;大姐已经满十一岁,大哥十岁;得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住收费的官立学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为了使收支平衡,母亲便年复一年地扩大着红果庄的经营范围,开垦荒地,增辟草场,一句话,她从农奴劳动中榨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油水。但是农奴劳动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加强,父亲原有的三百六十名农奴,无论怎样压榨,终归还只是三百六十名农奴。

  从这时起,一种拼命省衣缩食的狂热浸透了母亲的身心,甚至后来,我们家已经可以称得上富裕人家的时候,这种狂热也没有消退。在这种狂热的支配之下,每一块面包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张吃闲饭的嘴都是可恨的嘴。她特别憎恨“好姑姑好姐姐”,把她们看做一种败家的慢性瘟疫。

  姑姑们完全服帖了。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她们在基督变容节前夕来到红果庄,到四月底,河里刚刚开始涨水、有了勉强可以通行的道路的时候,便回拐角村去。但无论是在那边还是在这里,她们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可怜。

  在拐角村,主人住的宅子几乎快要倒塌,要修又没有钱。屋顶漏雨;房间里的墙壁上满是一条条漏水的痕迹,地板金松动了;风从窗户甚至从墙缝里钻进来。两位女主人以前从没有管过这个庄园;她们压根儿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倒了楣,还得来住这种破房子。

  拐角村的产业,象她们当权时的红果庄一样,经营得也是乱七八糟,而在她们归来以后,越发弄得一塌糊涂。

  她们不仅没有任何经营产业的打算,而且还性格乖戾,刁钻古怪,连最忠心的仆人都给弄得忍无可忍。拐角村庄园是属于特别乖张的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名下的。

  她回来过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便急于设法补偿自己在冬季里受到的委屈。她成天净想些淘气的把戏。时而用嚼碎的面包在墙壁和窗户上画十字;时而挑块最不牢实的地板,冒着摔坏身子的危险,在上面跳来跳去;时而在房间当中摆个读经台,端着点燃的蜡烛,围着读经台绕圈子,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向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送飞吻。有一回,她甚至用煤炭绪贤妻奥列加大公夫人①的像画上胡子,给圣涅斯托尔画像的额头上画了一只角②。妹妹和仆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她放火烧掉庄园,或者她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①奥列加,基辅大公伊戈尔之妻。

  ②圣涅斯托尔,基辅山洞修道院的高僧。西俗,说某人头上长角,意即其妻不贞,与我国“戴绿帽子”意同。

  领地很小,总共只有四十名农奴,但是姐妹俩却满不在乎地使这有限的经济力量几乎打了个对折。在农忙季节里,她们派农民徒步给各处教堂和修道院送蜜粥①和追荐亡人的名册②去,或者打发农民赶着满载食品的大车,把食品施舍给她们所崇敬的各种朝圣香客。有时,听说某城或某村(即使远在一百俄里以外)要举行宗教游行或者迎神会,她们也要亲自去朝拜一番。全区闻名的那辆黄马车准备停当,姐妹俩便登车启程,在外面奔跑一两个礼拜,一处朝拜完了又赶到另一处去朝拜。这些旅行,从经济上来看,倒也是件好事,因为她们不在家里,农奴们反而可以安心干点活儿,但是,这两位与众不同的老姑娘即使出门在外,也不肯安静,她们不断要家里派马车送食品去,因此,她们表面上虽不残酷,实际上却在短期内把农奴们折磨得精疲力竭,使他们成为全县最不幸的人。

  ①葬礼之后,酬谢客人的食物。

  ②神甫在祈祷时朗读名册内的亡人姓名,以示追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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