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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剩下的是国内敌人，但是跟他们斗争，连功劳也捞不到一个。他是个小尉官，在这种斗争中起不了什么独当一面的作用，只有听从那位米佳·波丹奇柯夫摆布的份儿。 　　“我跟‘他’谈判的时候，”米佳说，“你把住门，不让人出进，我打个手势——你就马上一枪崩掉他！” 　　谢辽沙痛苦已极。谋求审判和惩办别人的美差的风气，在上流社会中非常盛行，使他也开始坐卧不宁。行行好吧！他算是什么军官，他的身体远远不够军官的条件，何况他连为了获得胜利的桂冠而必须不怕牺牲的勇气也没有啊。不行，这件事无论如何得纠正：于是他越来越回避跟妈妈交谈，越来越经常跟爸爸商议…… 　　一天早晨。谢辽沙终于穿着文官制服回到家里。妈妈惊叫着晕了过去： 　　“我希望你至少也要当个宫廷侍卫官！” 　　“好妈妈！您会饶恕我吗？”他祈求着，“咯”的一声跪了下去。 　　我知道，上面这个例子里描写的痛苦和失败，没有多大的意义，因而不能算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要知道，问题不在于这痛苦有无意义，而在于它是意外地落到头上，在于制造这痛苦的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情况，它根本不承认有深入考察受教育者的禀赋的必要，更没有遇到后者任何微弱的反抗。 　　更糟糕的是“常规”所造成的后果。由于“常规”作祟，儿童的生活彻底地遭受着戕害，遭受着无法挽回、无法纠正的戕害，因为给“常规”帮忙的还有那些精通业务的大师——不遗余力为“常规”效劳的教育家们。 　　为了满足“常规”的要求，他们摧残儿童的禀赋，使儿童的头脑陷入愚昧无知的黑暗，而且，如果说他们并非经常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另有相应的手段，不必采用这个挽救世道人心的极端措施①，而用另外一种不太触怒人类良心、却同样有效的办法去代替它。这手段便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用教育学上古往今来一直在兜售的大量无用之物代替真正的知识。 　　①指“公开地为愚民政策辩护”。 　　试问：儿童有能力反抗这些戕害他们一生的企图吗？唉！他们被无法逃避的重轭压垮了，不但不给予任何还击，还亲自迎着灾祸走去，顺从地接受各方面加在他们身上的打击。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 　　他们就这样沉浸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带着无用的胖乎乎的手儿，心里怀着审判和惩办别人的唯一理想，慢慢地长大成人，最后出现在生活的舞台上。他们没有评价行为和分辨善恶的标尺。他们的心已经未老先衰，他们的头脑不会因为向往善行和人道精神而感到温暖，他们不知真理为何物。能否成功地抓住时机，满足眼前的迫切需要——这便是他们渴望的目的物，这便是帮助他们苟且偷安、瞎混日子的动力。 　　在童年时期，“常规”利用儿童的混沌，将他们的智力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现在，尽管年龄不断增长，但原来的那个“常规”仍旧是他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唯一的指导者。他们温顺地遵循着童年时期的传统习惯的指点，愈陷愈深地沉入偶发的社会情绪的黑暗渊薮，成为社会情绪的严酷命令的驯服工具。他们已经长大，但仍然还是儿童，还是愚昧无知，还是缺乏足以帮助他们分清一时之间的混乱现象的那种抵抗力。 　　可怜的、不幸的儿童啊！这就是盲目的偶然性给你们的未来所准备的东西，也就是舆论称之为幸福的命运的那种命运！ 　　然而，我的上述意见很可能遭到反对。比如，有人可能对我说，我揭示的只是那些必然地打上了宿命论印记的现象。既然儿童在童年时期的无知是自然本身所注定的，那事实上便不可能使他们知事明理。既然他们的智力发展还不到那样程度，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关心自己未来命运的安排。 　　所有这些我都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乐于表示同意。但是，除了这些见解之外，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是：究竟根据哪些理由得出童年最幸福的结论？ 　　诚然，儿童意识不到人们要将他们引至何处，要把他们置于何地，这便使他们摆脱了许多心灵上的痛苦；如果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这些痛苦便会毁掉他们。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险，这种一时的轻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仍然坚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任何时期都没有比儿童时期更为不幸的了，舆论支持相反的意见，它大错而特错了。依我看，这种错误见解是有害的，因为它搅乱社会的视听，妨碍公众清醒地看待儿童问题。 　　再者，我丝毫也不否定教育学所能给予儿童的重要帮助，但是我不能容忍教育事业上依据一时的偶发情绪一个接一个地滥作规定的专横行为。教育学首先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使命是在人类的正在成长的后裔身上培养对于未来的理想，而不是使他们屈从于混乱的现状。因为。我再说一遍，社会受混乱的驱策，摈弃知识而求救于蒙昧的时代是存在的。难道直接地或者委婉地提出的这类任务，能使教育学增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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