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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诞生和幼年时代——体质的培育

  听别人说,我是用波谢洪尼耶最常见的接生方式生下来的。那时,我们的贵族太太们(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统治阶级的女代表们)既不到京城,甚至也不到省城去作产前检查,只是满足于当地的土法接生。我的哥哥姐姐全靠这办法来到世上;我也不例外。

  母亲生我以前的三周光景,家里派人进城去请接生婆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婆婆,她来时,随身带着从一位圣徒(他的遗体安息在县城的大教堂里)的神龛①中取来的肥皂和一罐软油膏。这就是她的全套接生装备,如果不算她的热忱、经验和“好手气”的话。产妇临产,万一遇到难产,人们便打开教堂里圣障的中门,捧着圣像,绕教堂走几圈。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的接生费用便宜得出奇。全部待遇是:她住在产妇家的时期(有时是两三个月),供给她膳食;给她在产妇卧室里搭一张床铺,因此,她的血液也滋养了这个房间的臭虫;临了,如果生产顺利,便付她一张十卢布的钞票,到了冬天,再装一两车食物,自然是连好带坏都有,送到她城里的家中去。除了这些待遇,有时还派给她一名使女,无偿地伺候她一年半载,不过,在这段时间内,使女的吃喝穿戴由她负担。

  ①圣徒死后将他的干尸装在金属匣里。

  可是,等到用不着她的时候,她就得为这点微不足道的好处付出代价。至少,在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们家的人平时管她叫“臭婆娘;无底洞”,待到下次女主人要生产时,她才又变成“亲爱的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

  “你这是打算把火鸡送给那个奥婆娘吗?”母亲看见门廊里放着一两对准备送走的冻火鸡,气急败坏地质问女管家。“送她两只老公鸡,够她填无底洞啦。”

  这位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心地善良,动作敏捷,性情开朗,很爱讲话。我长到八岁时才认识她,那时我们的双亲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他们认为再不需要她效劳了),但是她仍然那么亲热地抚爱我,那么亲切地管我叫聪明孩子,抚摩我的小脑袋,使我不禁深受感动。我们家里没有抚摩孩子的小脑袋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别人的抚爱才对我起了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她不仅使我一个人,也使我家伺候过她的八个使女——我母亲生过八胎——个个都对她有极好的印象。她们谈到她,总是赞不绝口,而且回来的时候都长胖了(有一个甚至还怀了孕)。她们在她家里喝浓浓的白菜汤,粥里浇的是牛油,不是亚麻子油。她叫她们的名字,只用爱称,不用卑称,而且她从来不在主人面前说她们一句坏话。

  她住在城厢她自己的一栋破房子里,靠接生所得为生。她有过一个丈夫,不过,在我认识她的时候,他已经有十来年没有音讯了。但是看来她是知道他的下落的,所以每逢大节日她都要送些白面包到监牢里去。

  “我丈夫脾气古怪,”她说,“我们合不来。他做裁缝,挣的钱很多,可他连一个子儿都不拿回家——全送到酒馆里去了。我们也生过几个孩子,可是这些天使般的小乖乖全部死了。死得真冤枉:有的从长凳上跌下来摔坏了,有的给开水烫死了。我干的这一行老得在县里跑米跑去;丈夫呢,白天呆在酒馆里,夜里不是醉倒在沟里,就是蹲在拘留所里。我们凑合着雇了一个佣人。可是孩子还是没有人照管。临了,有一天我接了生回家来,佣人迎着我说:‘普罗霍尔·谢苗尼奇(就是我丈夫)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没有回家就没回家吧,可是从此他就好比石沉大海,一去不返了。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起初难受极了。我想,唉,这下我完了!可是结果相反,我的日子反倒比先前好过了!”

  也真凑巧,正当我们家里最后确定用“臭婆娘”这个绰号称呼乌里扬挪·伊万诺夫娜的时候,已经有五、六年没生育的母亲,出乎意外地怀了第九胎。由于她的年纪已经不轻,所以这一次她想到莫斯科去生产。只好请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陪她一起去。家里人派我进城去接她,我就在那里认识了她。这个善良的妇人非但不念旧恶,而且在我们到了莫斯科、找来一位“带着钳子、手术刀和凿子”的有学问的产科医生时,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死活不让他接近产妇,并且靠着一块肥皂,第九次解救了自己的病人,使她复了原。但是她这一次效劳却使我的父母“大破其钞”。他们付给她的报酬不再是一张红票子,而是一张白票子①,此外,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给她送去一车食物,谢肉节②前又送去一车。同时,照例派了一名使女去替她干活。

  ①红钞票值十卢布,白钞票值二十五卢布。

  ②四旬斋前的一星期。

  总之,没有花多少钱,我就平平安安地降生到人间来了。洗礼也完成得同样顺利。那时有位客居在我家的小市民,朝圣香客德米特里·尼古内奇·巴尔哈托夫,大家认为他是县里料事如神的人物。

  顺便说说,我降生前,母亲间他,她这一次怀的是男是女,他学鸡叫了几声,说:“小公鸡,小公鸡,爪儿失!”问他是否快要生了,他使用小勺子舀蜂蜜(当时正在喝茶,他喝的是加蜂蜜的茶,因为斋戒期不可吃砂糖),画到第七勺,他停住手,说:“就在这个时辰!”“他的话真灵验:你妈果真在七天后生了你,”后来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这样说。此外,他还预言过我的前程,说我将来要征服许多仇敌,又说我将来是个追逐姑娘的能手。因此,每当妈妈生我气的时候,她总是一边打,一边骂我:“我就要按你这个无敌英雄!”

  这位德米特里·尼古内奇是请来做我的教父的,同时还请我一个亲姨妈来做我的教母;关于我的亲姨妈们的事,我以后再讲。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的教父拄着拐杖,随着人群走在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宗教行列的后尾。他穿着一件类似神甫穿的长内衣的别致衣服,系一条绒绣花的宽腰带,散乱的头发披在肩上。但是我并没有去认他,因为我的双亲已经和他闹翻,管他刚放荡鬼。总之,我家一天富似一天,从前的那些座上客就不知不觉地从我们家里消失了。不过,除了这个总的情况之外,说句公道话,巴尔哈托夫尽管料事如神,又有“朝圣香客”的美名,却未免过多地朝女仆的卧室张望,这使母亲颇不高兴;她严密地监视着“臭婆娘们”的品行。

  我的奶娘是我家的女农奴冬娜,后来我很爱偷偷溜到村子里去看她。她给我煎鸡蛋,请我吃奶油;不管是煎蛋还是奶油,我都要吃个饱,因为在家里只让我们吃个半饱。乡下女人很乐意做奶娘,因为第一,这可以免除一个时期的劳役;第二,奶大了少爷或小姐,往往能使她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得到自由。不过,主人释放的多半是女孩子,因为要是放掉一个男孩子(未来的缴租人),那便被看成是一笔损失;小丫头嘛,就是到了成年,顶多也只能卖五十卢布纸币。在这方面,我的奶娘很不走运。她家里穷,她的女儿达苏特卡虽然“得到了自由”,却没能嫁给外商的自由农民。因此,她嫁到一个同村人家后,重又做了农奴。

  我对保姆们的印象非常模糊。我们家里几乎经常换保姆,因为我母亲本来就很厉害,加上她又有一条独特的看法:凡是不肯从早到晚干得精疲力竭的农奴,都是好吃懒做的饭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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