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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3)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东卢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面带忧色地等待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的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

  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华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俑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角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呢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杠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佣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人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她的假,让她去隔壁消消气,就像她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作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她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眼,她也并不隐瞒,有时她还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津津乐道,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

  难道这种糟糕的生活要永远过下去?难道她永远不能跳出火坑?她哪一点比不上那些生活快乐的女人!她在沃比萨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都比她粗,举动也比她俗,她只有怨恨上帝太不公道了。她头靠着墙哭;她羡慕热闹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她闻所未闻、然而却是自认理应享受的、放浪形骸之外的乐趣。

  她脸色苍白,心律不齐;夏尔要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但不管试什么方法,她的病似乎越治越重了。

  有些日子,她发高烧,说胡话,说个没完;兴奋过度之后,接着却又感觉麻木,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是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就拿一瓶科罗涅香水往胳膊上洒。

  因为她不断地埋怨托特不好,夏尔心里也想,她得病的原因一定是水土不服。一头栽进了这个想法,他也认真考虑迁地为良,打算换个地方开业了。

  从这时起,她喝醋,要瘦下去,得了小小的干咳症,倒了胃口。

  要夏尔离开托特,那是太划不来了,他在这里住了四年,好不容易才开始站稳脚跟呵!但是不走又怎么办呢!他把她带到卢昂,去看他的老师。老师说她得的是神经病,应该换换空气。

  夏尔到处打听,听说新堡区有一个大镇,叫荣镇修道院,医生是从波兰来的难民,上个星期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他就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了解人口的数目,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他的前任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他就决定,如果到春天艾玛的病情还不好转的话,他只好迁居了。

  准备搬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在收拾抽屉.有什么东西扎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结婚礼花上的一根铁丝。桔子花蕾上盖满了灰尘,已经发黄了,缎带的银边也丝缕毕露。她把纸花扔到火里去,花烧起来.比干草还快。在灰烬中,它好像红色的荆棘,慢慢地消耗干净。她看着纸花燃烧。硬纸做的小果子裂开了,铜丝弯曲了,金线、银线熔化了,纸做的花冠萎缩了,好像黑蝴蝶一样沿着底板飘起,最后从烟囱中飞了出去。

  等到他们三月份离开托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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