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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钱都掂一掂,最后,两手提着两只沉甸甸的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队,但重东西她拿不动)。卓娅还去过一次浴室。她想随便躺下来看看书,可是没有时间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学同年级的同学丽塔一起,到文化宫去参加过舞会。

  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

  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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