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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不，先生，我只要他开一张药方。” 　　他马上便叙说起他的伤口的来历：那是给一根木梁砸出来的，他没去管它，后来化了脓，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腿瘸了，疼得一点力气也没了。 　　“那么您呢，先生，您有什么大毛病没有？”他问。 　　“我没生病，”书记员回答说。“我找大夫有点事。” 　　那两个男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看他。下一个轮到了那个老汉，随后是那个胳膊上了绷带的黄脸男人。现在只剩下若昂·埃杜瓦多一个人了，他精神紧张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这么很不客气地走进去请大夫帮忙，这叫他觉得十分为难。他有什么权利可以这么做呢？于是他想到先要诉说一下自己的胸口痛或是胃痛，然后再顺便说到自己的苦恼…… 　　可是，门开了。大夫来到了他面前。他长长的灰白胡须一直垂到他的黑丝绒短外衣上，头上戴着大大的宽边帽，拉得很低，手上戴着苏格兰羊毛手套。 　　“喂！原来是你啊，老弟！济贫院路有什么新闻？” 　　若昂·埃杜瓦多红着脸说： 　　“没有，先生，不过，大夫先生，我想跟你谈一点私事。” 　　“到我的手术室来，”戈韦阿大夫的手术室是很出名的：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籍，布满了灰尘，墙上装饰着大夫收藏的土人的羽箭，还有两只肚里塞满了稻草的鹳鸟。这个手术室在镇上被称作炼金术的洞府。 　　大夫掏出了他的银质怀表。 　　“现在是一点三刻。说得简短些。” 　　要把这么复杂的一件事缩短可不容易，书记员的脸上显出了尴尬的表情。 　　“好吧，”大夫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得既简短又清楚是再困难不过的事了，要做到这一点得有天才才行。怎么回事？” 　　于是，若昂·埃杜瓦多便结结巴巴地把他的遭遇说了一遍。他再三强调了那个教士的阴险，并且夸大了阿梅丽亚的单纯无知。 　　大夫用手捋着胡须听着他讲。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你跟那个教士，你们俩都想要那个姑娘。因为他头脑更清醒，更有决断，所以他把她搞到手了。这是自然的法则：强者巧取豪夺，消灭弱者；而女人便成了他的战利品。” 　　若昂·埃杜瓦多觉得这话很荒谬，他激动地说： 　　“阁下在开玩笑吧，对你说来这事儿很滑稽，可是我的心都要碎了！” 　　“老弟，”大夫宽厚地说，“我是在谈哲理，不是在开玩笑。不过，听我说，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 　　这跟戈丁尼奥博士对他说过的话一模一样，不过博士的口气更自负罢了！ 　　“我敢肯定，如果阁下找——” 　　大夫微笑着说： 　　“我可以给姑娘开处方让她吃这种或者那种药，可是我不能给她开处方让她选择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你是不是想叫我去对她说：‘小姐，你一定要嫁给若昂·埃杜瓦多’？你是不是想叫我去对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混蛋教士说：‘先生，你是不是能够行行好，别再勾引这个姑娘了？’” 　　“可是他们诽谤我，大夫先生，他们散布谣言，说我品行不端，流氓成性。” 　　“不，不，他们并没有诽谤你。照那班晚上在济贫院路玩‘排号’牌戏的教士们和女士们看来，你是一个流氓。一个基督徒居然在报上对修道院院长、大教堂神父和教士这些与天主保持神交、并且拯救灵魂的要人们大肆谩骂，那他一定是个流氓。他们并没有诽谤你呢，我的朋友！” 　　“可是，大夫先生……” 　　“听着，那个姑娘听从某个教士的话，和你断绝了来往；她这样做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所应当做的。这正像我说的那样：一个好的天主教徒的一生，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感情，他的谈吐，他白天黑夜的所作所为，他跟他家里人和邻居的关系，他吃的食物，他穿的衣服，他的种种消遣——这一切的一切都由教会当局（修道院院长、主教，或是大教堂神父）管理控制，由他的忏悔神父审查批准，他把这个忏悔神父视作良心的导师，听从他的劝告，服从他的命令。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像你那位小姑娘那样的人，是不属于她自己所有的；她没有判断力，没有愿望，没有自由的意志，也没有个人的感情；她的神父替她思考，替她希望，替她决定，替她感受。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工作，同时也是她唯一的权利和唯一的任务，就是接受这种指导；不容分说地接受它；不管它的要求是什么，都要服从；如果这种指导与她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她必须把她自己的想法看作是错误的东西；如果她的爱情受到伤害，她必须认为那是她的爱情出了差错。既然如此，如果那个教士对姑娘说她一定不能嫁给你，甚至一定不能跟你说话，她就只能服从，以证明她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一个虔诚的信徒。自然而然地，她便按照她所选择的道德法则去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请原谅我说了这么一篇大道理……” 　　若昂·埃杜瓦多听着大夫这一番话，心里又惊讶又敬重。大夫安详的面孔和漂亮的灰白色胡须更增加了他的言辞的权威性。他现在感到：如果阿梅丽亚整个身心绝对属于那个听她忏悔的神父的话，要重新得到她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会被看作一个如此不受欢迎的丈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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