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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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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有性的要求吗?”医生问。 “没有,”我说。为了讲得再明确些,我又补了一句:“一丝一毫也没有。” 对方没有马上接口。是医生感到吃惊了?从他的脸上我可看不出一点表情。我想反正这是彼此都一目了然的事,所以就又说道: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是心里负疚的缘故。” 这时埃德温·伦敦医生开口说了他那天讲得最长的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你对詹尼的死……负有什么责任呢?” 我是不是觉得我对詹尼的死……负有什么责任?我立刻想起詹尼去世的那天我曾情不自禁起过一死了之的念头。不过那只是一闪念。我懂得妻子得白血病,那不是丈夫造成的。可是…… “可能有一点吧。我好像一度有过这样的想头。不过我主要还是生我自己的气。有很多事情我就是没有能趁她在世的时候替她办到。” 沉默了一会儿,伦敦医生才说道:“举个例子看呢?” 我又谈起了我跟家庭的决裂。说因为詹尼的出身地位跟我稍有差异(其实差异可大着呢!),我就借跟她结婚一事,来向世人宣告我脱离家庭而独立了。看吧,腰缠万贯的老爸,你看我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 只有一件事我失败了。我弄得詹尼很不痛快。不只是在感情上。当然在感情问题上我就已经弄得她够苦恼了,因为她敬爱父母的那种感情之深那真是没说的。可是更使她苦恼的,是我坚决不肯再拿父母一个子儿。在我这是大可引以自豪的事。可是,唉!詹尼是从小生长在穷苦人家的,要是到头来还是落得一点银行存款都没有,对她来说这种日子跟以前又有什么不同可言?又有什么优越可言? “就为了迁就我这口傲气,她不得不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 “依你看她也认为这是她作出了牺牲?”医生问道。大概他根据直觉认定詹尼始终没有出过一句怨言。 “大夫,今天再去揣测她当时是怎么个想法,已经没有意思了。” 他对我看看。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真怕自己要……要哭出来了。 “詹尼已经死了,可我直到今天才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多么自私。” 歇了半晌。 “怎么呢?” “那是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詹尼申请到了那么一笔奖学金,本来可以到法国去继续深造。可是到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她却二话没说。两个人就是一个心眼儿:结了婚就留在坎布里奇,让我进法学院读研究生。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又是一阵沉默。伦敦医生没有开口。所以我就又继续叨叨下去。 “我们觉得不这样办就行不通,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为了我这口要命的傲气!就是为了要表明我的事业生涯比她的重要!” “可能有些情况你并不了解,”伦敦医生说。他是想减轻我的内疚,不过这种手法不见得高明。 “反正我了解她以前从来也没有去过欧洲!我才了解呢!我难道就不能先陪她到法国去,宁可迟一年再来当我的律师?” 大概他以为我是看了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资料,事后想起才感到不胜负疚的。他完全想错了。我所以这样痛心,倒不是因为我阻碍了詹尼的“进一步深造”,而是因为我没有能让她赏赏巴黎的风光,一睹伦敦的胜迹,领略领略意大利的情调。 “你明白啦?”我问他。 又出现了冷场。 “你就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他问。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明天五点再谈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他也把头点点。我于是就走了。 为了冷静冷静自己的头脑,我就顺着公园大道一路走去。一方面也好准备准备,迎接这底下的一步。明天就要开始动手术了。在心灵上开刀,我知道那不能不疼。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就是不知道到底收效如何。 一连去谈了个把星期,这才接触到了俄狄浦斯那一套。 哈佛园里的宏伟大楼巴雷特堂,是谁家造的? “是我们家祖上出资造的,为的是要买个好名声。” “为什么呢?”伦敦医生问道。 “因为我们家赚的钱不干不净。因为当年我们家的祖上率先办起了血汗工厂。别看我们家好像很热心慈善事业,那只是近年来才学会的消遣。” 说来奇怪,这段历史我倒不是在写巴雷特家族史的什么书上看来的,而是在……在哈佛听说的。 那是我念本科四年级的那年,我因为学分不够,得想法捞几个容易到手的学分来充充数。所以除了其他许多课程以外,我还选了一门“社科108”,即“美国工业发展史”。讲课老师是一位所谓激进派的经济学家,名叫唐纳德·沃格尔。这位先生由于讲课中脏话连篇,在哈佛史上早已声名久着。而且他教的课还有一点非常出名,那就是:这几个学分压根儿就是奉送的。 (“我就不相信考试,考试是混帐,不折不扣的混帐,简直混帐透了!”沃格尔这句名言一出口,学生中总是欢声雷动。) 说课堂里座无虚席还是没有道出那种盛况。应该说是人满为患,那些不用功的运动员,那些用功过了头的医预科学生,全来听课了,大家图的都是一样:听这门课可以用不到做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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