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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2)


  那年,不算上开销我们赚了七万五千块,生意做得太大,我不得不多雇些人手来帮我经营。其中之一是“蛇人”,当年大学的四分位。他不太满意目前在小球队当助理教练的工作,所以我就让他跟寇蒂斯—起负责疏浚和泄洪的工作。我得知高中的费拉斯教练退休了,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工作,连同他那两个也已退休的打手训练员,一起负责船上和码头上的工作。

  没多久,报纸得到风声,派了一名记者来采访我,做一篇类似“乡下孩子出人头地”的报导。报导是星期天见报,配了一张我和妈妈和公苏的合照,标题是:“正牌白痴在新奇海产实验中找到未来。”

  总之,新闻见报之后不久,妈妈说我们得找个人帮忙她分担部分记账工作,因为,我们赚的钱太多了。我的确考虑了好一阵子,然后决定联络崔伯先生,因为他在退休之前就已做生意赚大钱。他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搭下一班飞机赶来。

  崔伯先生来到这几一个星期之后、他说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谈谈。

  “阿甘,”他说,“你在这儿做出的成绩实在了不起,但是体的事业已经到了需要正正经经做些财务计划的时候了。”

  我问他什么财务计划?地就说了这番话:“投资啊!多元化啊!听我说,照我看,下一个会计年度你的利润大约是十九万元。再下一年会将近二十五万元。这么高的利润必须做再投资,否则国税局会把你课税课得精光。再投资正是美国的贸易精髓呐!”

  我们就照这样做了。

  崔伯先生负责打点一切。我们成立了几个公司,一个是“阿甘贝类公司”,另一个是“公苏标本蟹类公司”,还有一个是“妈妈小龙虾食品有限公司”。

  话说,二十五万利润变成了五十万,又过了一年,一百万,如此倍数成长,四年之后生意成了年利润上百万的事业。如今我们有将近三百名员工,包括“屎蛋”和“蔬菜”,他们在摔跤擂台上的风光岁月过去了,我们安排他俩在仓库搬运柳条箱。我用各种法子寻找丹恩,但是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倒是找到了摔跤经理人麦克,安排他负责公关和广告。他听从崔伯先生的建议,居然请了玛丽莲·梦露替我们拍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样,她跳着舞说:“尝过公苏的螃蟹才算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有了一支冷冻卡车车队,还有一支虾、蟹和鱼捞船队。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一栋办公大楼,还大笔投资房地产,例如共同社区、购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权。我们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学的英文教师,他因为猥亵学生被炒了鱿鱼,我们让他在妈妈的食品公司当厨师。我们还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荣誉勋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陆军扫地出门。崔伯先生让他负责:“隐密活动”。

  妈妈径自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象我这样一个企业主管不该住棚舍。妈妈说,公苏可以继续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装,拎个公事包,活像个律师。我一天到晚要开会,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语言似的屁话,人们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还赠我市钥,请我当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个人跑来办公室,说要请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是当然人选,”这家伙说。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装,吸着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莱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战争英雄、知名太空人、两位总统的密友——夫复何求?他问。他名叫克拉斯顿先生。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她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

  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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