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残酷”如何成为一种“另类”之美
作者：孙 葳
另类之美的炼成——残酷青春的秘密
然而，这样一种并不成熟的“残酷青春”，缘何成为一种为“80后”所追捧乃至追随的美？细细寻来，这种新奇之美的炼成当是几家合力的结果。
首先，就春树本人及其创作的文本自身来看，春树和她的作品展示了一种看似另类的生活模式，这种新奇而刺激的生存方式，对生活在来自学校和家庭双重压力下的“80后”青少年而言，有着迎合青春期反叛心理的动感和新鲜感。这种“另类”生活模式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如下这些：烟、酒、性、摇滚乐混为一体的日常生活，对自我、他人不负责任的绝决而冷漠的情感态度。
在自己的生活中，春树标榜着让绝大多数人无可企及的生活方式。她不无骄傲地说道“这就是我的残酷青春”。迷醉、坍塌、烟、酒、性、摇滚等等若干个符号反复标注着她和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没人能否认春树的真诚，在她无所顾忌的表述面前。她真诚地过着无条理的生活，展览、出售自己透支的青春，不断满足又不断刺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与窥探欲。《北京娃娃》里的林嘉芙，始终以一种盲目而奋不顾身的状态投入旋即而抛却一次次的所谓“爱情”，爱情成了一种成长的消费品，从第一个向“我”递纸条祝我成为女班长的男孩，到用尽一切挽留我的千禧男友T，如同春树曾经立下的豪言：“我可以和任何男人但我不会由任何男人摆布。在我开始与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都用一种很认真的态度面对。后来我发现这些男人也许不值得我这样认真，没有一个人会主动离开一个人，我都是感到失落，才离开。最后我总结他们都是一些性伙伴，因为没有任何美好的结局。”在一次采访中，当记者说到据统计在《北京娃娃》一书中林嘉芙共与17个男人有过关系，春树哈哈一笑，很朋克地挥挥手说：书商还给她删去了五个。
这就是春树展现的“另类”姿态。她对家庭、学校权威的蔑视、她对情感的漠然，进而带来的可以避开责任的自由感和失重感，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得到的朋客式生活，成为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学校双重压力的“80后”青年心向往之的生活模式，而春树笔下的“残酷青春”就成为一种青春的典范模式，成为一种被欣赏的美。
其次，仅仅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展示出巨大魔力的传媒及其推动的市场，是将“残酷青春”塑造为一种另类之“美”的幕后作者。迅猛发展的当代传媒，对文学和文化生产无可替代的影响已经为众目所睹。春树及其残酷青春成为一种范式正是传媒出版业一手缔造的“果实”。春树作品的命名就是一个证明。作品《北京娃娃》，春树原定名为《冰的世界——献给那些年轻而骚动的心》。很显然，这还主要表现了春树这样的青年表现自己与主流文化意志对立和抗争的意识，基本上意味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录。然而最终答应出版作品的商家，却令人愕然却又大逗眼球地先为其更名为《我，17岁，不良少女》。在出版商这里，该书的“过人之处”——可以被无限挖掘的身体或性，在这里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卖点，而青春的抗争退居次席。最终，这个命名又让位给我们最后看到的《北京娃娃——十七岁少女的残酷青春自白》，已经国际化的城市“北京”，也许从芭比娃娃中断取的既有玩具和游戏意味，又有日本女优文化色彩的“娃娃”，再加上17岁少女，自白，残酷这些字眼，整个书名成了最好的广告。由此，商家的炒作之势一目了然。还不止于此，出版商请来著名的“下半身”诗人代表沈浩波作序，对之加以推波助澜的诠释，“残酷青春”在商家的策划中逐步炼成一种具有国际化、现代意味的示范性的“美”。当然，某种意义上出版商所做的只是为春树的创作做了一身华服，仅仅是把一个美的概念摆上台面，但对于当下这个以概念和包装论断产品的优劣，以吸引力为成功的评价的时代而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正是在这种先在的概念的导引下按部就班地展开的，而即使作品内在真实的意味大异其趣，诸多读者也难以顾及。
出版商的营销策略不仅如此，借助于传媒对春树形象的塑造，“春树热”迅速出现。《时代周刊》对春树的报道本来还是较为客观的，如他们虽然把春树与美国的朋克和“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但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出，与后者相比，这是缺乏行动力的一代。但国内传媒很少关注这个负面的评价，而是借助《时代周刊》的名头，把春树推到了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于是，在中国当代传媒的塑造下，“另类”的春树们，穿上朋克的黑夹克，出入各色的酒吧，听地下摇滚乐，钱文易物式的写作，理所应当的厌恶学校，随随便便就投入混乱的无爱之性等等。除此之外，借助于新出现的博客这一媒介，春树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即时展示的方式传递给眼球已经被吸引的读者，春树下网站上无数的“粉丝”翘首以盼春树贴上哪怕是一节在厕纸上涂鸦的断行句子，春树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残酷”之美的祖师级代言人。如此，春树和林嘉芙们一样，她们的“残酷青春”她们令人咋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迅速成为这个时代具有无穷吸引力和震惊感的文化景观，成为一种对“80后”青年具有相当强的示范效应的美。
在大众传媒这一幕后作者的操作下，并无独立文化精神的春树式“残酷青春”却悖谬般地转而成为一种“美”的示范，也许这也正是媒介时代的文化规则。当然，缔造这一切的幕后作者自己非常清楚这华丽外表下潜藏的恶，就春树的《北京娃娃》而言，诸多不同的编辑虽然都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看”的青春小说，但同时也都表示坚决不让自己的女儿看这本书，生怕她们会仿效小说中春树的做法。这不能不说是传媒时代令人无奈而又无言的一出活报剧。
物欲化时代，青春何为——残酷青春的救赎
“我哭泣，因为约会没有新裤子和鞋。我哭泣，因为一把电吉它需要一千五百块钱我也买不起。”“我所拥有的青春根本帮不上我一点忙。我的衣服是那么过时，不合身。再也没有什么比说，我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更让我感到屈辱的了。”（《北京娃娃》P186）
这是春树在每一部小说中反复皴染的情绪，用一种毫无华丽词藻却近乎撕裂的文字营造自己对于物质炽烈的需求，一旦有无法实现的向往出现，她所表现出的执著与热情让人叹为观止。其实只要稍微留意，“80后”作家的文本世界里处处伴随着对物质的占有欲，而他们所谓的特立独行，几乎全部离不开物质符号的装点，或者更让人扼腕的是，在他们看来，占有了表征着某种生活方式的物质符号，直接等同于获取了某种生活方式的文化精神。他们的心“随时都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所迷恋，随时等待被什么所击中”。他们的情感需求在这个物欲化的时代，轻易就转变成物质需求，人的几乎一切需求都可以被量化成对物质的占有，或者说在物欲面前，其他的并不重要。由此，这种物质占有欲的直接和赤裸的表达，在春树们的世界中，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春树和她的“80后”主人公们以貌似自主消费的形式捍卫青春自由的领地，他们以“消费”作武器，剪另类的发型，买另类的衣服，听另类的音乐，用另类的产品，以此体现自己相对于社会主流的差异，借以实现对主流的反叛，然而，由于这种“消费抗议”根本又是建立在对时代主流价值体系（即金钱或者说资本）的认同上，况且，消费时代的秘密就在于通过符号化把一切具有独立文化精神的独立性取消，转化为种种可供消费的商品。因而，春树们也就其实并未获得相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主流而言的主体性地位。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悖谬让他们大多滑入虚无主义的迷境。在与社会文化主流抗争的过程中却又迷失于抗争的形式，他们就这样成为符号帝国的超级拥趸，只不过他们追随的是这个帝国中比较“另类”的一种而已，而不管怎样，对这些符号的占有都需要数目不菲的金钱的支持。
也许直到此时，“残酷青春”的真实意义才体现出来，青春之残酷，不在于取何种残酷的形式对抗社会主流文化以获取主体地位，而在于这种残酷形式本身已经被掏空精神内核而青春并不自知。很不幸，我们在春树的创作中，处处所见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无知。迷恋于某一本来具有反叛精神的生活方式的表征，而不是探求其原初的精神实质，在新形态的消费文化面前，春树以及她的“80后”主人公们迷失了寻找青春解救之途的方向，她们看似绝决和特立独行的残酷青春，无异于与虎谋皮的幼稚和盲目。
在残酷的青春里物质竟然成了唯一一根救命稻草。春树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如何处理与家人关系的：“我希望用物质来证明我是爱他们的，我希望以后给我妈买化妆品，给我爸买名牌衣服，希望他们知道我是爱他们的。”对物质的需要让春树发现了自己在现实中的无力，她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出版小说能为她得到稿费和名声。这部作品就是成名作《北京娃娃》，而春树也果然凭借它获得了名声和财富。她现在可以穿着黑色吊带礼服出席时尚活动，也可以大声地宣布：“血是用来流的，青春是用来挥霍的！”春树在出版了第三部小说《长达半天的快乐》后，欣然表示“从此以后我不再碰残酷青春的主题了。”物质在这一刻救赎了青春，“残酷”功成身退。在切实地品尝到与主流拉近的甜头后，在物欲时代给予的认同感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属感，真正的时代文化主流借助物质的力量成功地将“残酷”收编在自己的旗下。春树和她的“残酷青春”彻底被掏空，转而成为这个时代消费文化的一种，成为符号帝国的貌似另类的，然而终究还只是符号的符号。
不过，对于这个结果，也许我们不应该只是感叹和遗憾。相反，当春树和她的“80后”一代的青春在现实中被收编，当残酷成为一种标新立异然而空洞无物的消费文化的符号，青春的残酷和时代的残酷才真正出场。而寻找青春可能的救赎之途，也只能从洞悉这一切之后真正开始——我们正是对自身被异化的命运的自知和对青春被符号帝国收编的自知以后，才真正开始主体性的生长。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1}《诗人春树成为本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新浪新闻2004年2月2日。
{2}沈浩波《〈北京娃娃〉后记：盲目而奋不顾身》，见《北京娃娃》，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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