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
作者：汤学智
文学生命之树，是以原生文学为母体，发展繁衍生成的结构复杂的本体生命系统。回观文学演化历程可知，这个生命系统包括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大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始终处于开放和不断拓展的态势，各自沿微观（内系统）、宏观（外系统）两个方向，造就出新的生命系统；而其中的每一个亚子系统作为新的生长点，还将再生出更新的生命系统……只要人类和文学不灭，这个过程将绵延不尽，永不止息。
先看创作系统。
在宏观视野中，文学创作的最早形态，是民众口头文学。那时，人类刚刚揖别动物界，没有贫富，没有阶级，没有尊卑，没有文字，一切都是共享，一切都是口传。口头文学大体有两种体式：那些对天、地、人天真的叩问和猜想，生成美丽的神话；那些对社会人生喜怒哀乐初次的品味和体验，化为随口的歌谣。这是人类情智面对自然人生唱出的第一支歌。无论神话还是歌谣，都如天籁自鸣，浑朴自然，呈现着人类的童心童趣。这可以说是文学天真无邪的童年期。
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出现了，阶级出现了，尊卑出现了，文字出现了。但文字作为人类智慧的最新创造物，被“尊者”（官宦、贵族、富人）们所独占，成为他们特权的表征。他们依靠对“卑者”（无缘识字的贫苦大众）的统治和剥削，养尊处优，试图寻求自己更为全面的发展。但他们并不轻松，在为权力、金钱、地位、名誉等等的倾轧争夺中，从另一方向体验着人生的苦辣酸甜。这种情智积累，加上有暇在文字语言和形式上刻意为工，形成以审美载道为主要特征的脱俗远尘的“雅文学”。这种文学，在反映社会人生的深度和形式的创新上无疑是对民间文学的一种超越和发展，但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又不免隔了一层。雅文学的出现，使文学生命之树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分叉，形成雅文学与民间文学共生的局面。
再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在新兴城镇出现了第三等人。他们于温饱之余，也开始掌握初步的文化。但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在思想和艺术情趣上，他们与“尊者”和“卑者”都有所区别。他们所期望者，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知识和消闲娱乐。据此，以知识、趣味、逗乐、解闷为宗旨的各种通俗文学（武侠、公案、言情等等）应运而生。这样，文学生命之树完成了第二次大分叉，形成了雅、俗、民三元一体的总格局。这是一条健全完整的文学创作生命链。
三元之间，就受众面来说，民间文学最广，俗文学次之，雅文学又次之，呈“宝塔”之状；就文学价值而言，雅文学由于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创造性加工和精神灌注，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它的优秀之作，常常成为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就依存关系而言，雅文学需要不断从俗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汲取生活和民众文化的滋养，民间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也需要从雅文学汲取精神、艺术滋养，同时它们的普及和提高也就为雅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三种文学，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都是一个民族心智的产物，流贯于深处的民族精神应是一致的，唯其如此，才能共生互补，融为民族文学的统一体。
分别来看，雅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又各有自己的生命，各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其中，俗文学、民间文学，主要适应知识程度和审美欲求较低的大众需要，它们的发展，一般表现为具体内容的更替，而在艺术形式上相对保守，变化缓慢。情况比较复杂的是雅文学。
雅文学，除内容要求反映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艺术上尤其强调独创性。可以说，独创性是它生命中最本质的内核。这个“内核”的人性之根，在“三欲”中的“智欲”。智欲具有很强的自我“裂变”功能，自由和创造是它的天性。这种天性，给雅文学注入强大的生机，催动它不断自我创新，自我繁衍，成为发育最充分最为多彩多姿的一族。
最初的雅文学包含两种创作路向，一种是写实型（即后来的现实主义）的，主要从民间歌谣继承而来；一种是幻想型（即后来的浪漫主义）的，主要从远古神话继承而来。在中国，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和《楚辞》就是这两种路向的代表。此后，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两种路向此消彼长。从世界范围看，发展到近代，尤其是进入20世纪，由于创造主体思想精神日益复杂化、个性化、多元化，雅文学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实主义路向，由以往偏重社会现实层面的“典型”（环境，人物）描写，转向强化心理描写、民俗文化描写以及日常生活描写等，出现了多种名号的新品种，如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无边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功能现实主义，等等。
浪漫主义路向，则沿想像与幻想方向飞速演化，由想像章而联想，而象征，而意象，而意识流，而荒诞……在内容与形式（特别是后者）上更为强调求新，求异，从而造出名目繁多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这些流派，在揭示现代人性深层景观（矛盾、痛苦、孤独、迷茫、变态）和文学形式探索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出现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名家名篇。但由于它们过分强调表现人的主观意念、情感，挖掘人的潜意识、非理性，一些作品将充满人性情智、生动形象的文学引向思维的迷宫，并且愈陷愈深，以致使之同一般读者的审美和情智需求距离越拉越远。于是有后现代主义勃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还有其社会文化原因，这里不论）。
对于雅文学来说，后现代主义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极端主义的倾向。总体而论，它在消解“深度模式”，追求“平面化”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意义的探寻，对审美的追求，大多数创作不仅未能更贴近文学的本质，反而与它相距更远了，因此也更增加了大众接受的障碍。这样，尽管作为一种现代先锋文学不失其价值（尤其在叙事和语言探索方面），但难以在雅文学中心立稳。接着便有现实主义（当然是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新现实主义）的“回归”。
雅文学生命的要义，一是关注价值、意义、人性（其表层是现实的社会人生），二是追求艺术美。它的发展，也只能遵循这样的方向。二者兼备最好，偏重一面也可（或潜入社会、人性的深层，或强化形式的创新），但失去这种追求却不行。这恐怕是规律。
再看理论批评。
文学理论批评，在发生学上，源自人性中的情智本能和文学创作的实践；前者是主体根据，后者是客体基础。从人性出发，文学不止是人类情智本能的创造，同时也是人类情智生活的天然需求。既是需求，就会去感受，去欣赏，去品评，由品评走向理性思考，形成初生态的文学批评观念、方法。沿着这一方向，逐步生发出批评鉴赏和文学历史考察的应用研究领域。
从发展角度讲，理论批评的演变又受到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最早发生影响的是哲学和美学，由此催生出文艺学基本原理，着重从内（文学本体）外（文学与环境）两个方向探讨文学的本质、特性，及发生、发展、传播、批评等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
这样就形成两个发展方向，双水分流：一个以作品品评和文学流程（文学史）的考察为基础，自下而上，积累和提升相关理论，构建起一个应用性研究（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领域。一个以一定的哲学、美学原理为指导，由上而下，寻求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解说，开辟出一个基础性（即文学艺术原理）研究领域。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但一头一足，中间悬空。因而就生命机制而言，尚未发育健全，还不能自如地上下贯通。这个机制空缺，既限制着应用研究的提高，也影响着基础理论的充实，成为理论批评生命发展中必须解决的课题。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众多分支学科的创建，如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现象学、阐释学、叙事学、文化学、人类学、系统论、主体论、结构主义、生态学，等等，提供了大量新的理论参照，以及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长期积累，这一空缺迅速得以填补，涌现出许多具有中介（交叉）性的新兴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现象学、文艺阐释学、文学叙事学、文学文化学、文学人类学、文艺美学、主体论文艺学、文学价值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文艺学，以及文艺批评学、文学文体学、文学史学等等。这里姑且统称之为“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