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学批评之病相与批评期刊之困境
作者：冯希哲
研讨会分别由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栾梅健教授和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冯希哲教授主持。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刘江南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赛云秀教授做总结讲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陈忠实，陕西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意见。
与会者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认真审视了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及文学批评期刊所面临的困境，探究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文学批评期刊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不仅“在中国批评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当下文学备受非议与责难之时所展开的一次重要高端论坛，必将对未来的文学走向、文学批评及批评期刊建设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文学批评的困境及矫正策略
较之其他领域，文学近年所受到的非议甚或责难是比较显著的，孟繁华真切感受到“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我的心情一直处在一种非常复杂和犹豫不决的状态，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指责是最多的，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对文学的不满，但是具体怎么不满我听不到”。针对如此困境，大家反思了当前从文学批评本身所存在的弊症。
一、当下文学批评的“危险”病相
（一）文学批评的不良倾向
与会者在审视了当代文学基本情况，尤其是文学批评的尴尬困境后，将文学批评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如下几种不良的“危险”倾向。
一是“概念化”批评。所谓“概念化”批评是在未仔细研读文本或缺乏理性探析情境下，简单运用各种教条式判断所开展的批评。雷涛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口号化、概念化现象比较普遍，也“是很危险的”。畅广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当下批评存在着评论术语更新快于学理发展，甚至与学理不符的病相。这些现象无形中使批评走向武断，走向绝地。
二是“庸俗化”批评。大家都关注到近期颇受非议与指责的“红包批评”问题，虽然对此尚存异议，但是对于将文学批评“庸俗化”现象持共同忧虑。雷涛、彭学明（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畅广元、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学者将这种“病相”总结为两类：一类是为了“红包”丧失批评伦理的“虚假批评”，一类是一味说好话的“好话批评”，这些都是将高尚的批评“庸俗化”。原林（《名作欣赏》主编）认为目前的“欣赏”基本上也是一味说好话，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有悖于良心。文学批评“庸俗化”使文学批评丧失了底线，丧失了批评伦理，不仅难以起到批评应有的功能，还导致了批评责任的流落与价值紊乱。
三是“板结化”批评。在文学批评转向学院派批评过程中，受教育体制和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影响，批评文本日益程式化与“板结化”。施战军（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当下批评危机主要表现为“板结僵化”，在大学评价体制下好像能够扭转非学理化倾向，貌似一幅学理的样子，好像有逻辑、有层次，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都是空对空，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极其平庸陈旧的，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伪学理，危害非常大。冯希哲（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指出批评文章的“板结”不仅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活动，也使批评文章远离了大众读者，束之高阁，弱化了批评的功能，他还认为另外一类“板结现象”也是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那就是“批评文章有一种倾向，似乎成为了嗜好，就是喜欢用洋人的理论来生搬硬套汉语书写，这样好像才能显示出学识与水平，实在滑稽可笑，也是极其悲哀的”。
(二)关于“红包批评”问题
近年对文学批评非议和责难比较多的热门话题就是“红包批评”问题，尤其是中国作协福州全委会上，“红包批评”备受关注，且已延伸到深层的批评伦理、批评环境、批评价值选择等多层面的反思。与会专家对此也表示出强烈的关注，但与社会传媒的扩大化声音比较，更多的是理性的审视和客观的姿态，虽存有不同见解。
与会者基本看法是，为了“红包”的批评在极少数“精神脆弱”的批评家身上或许有，但并非主流，更非主体。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回顾了自己参加过的研讨会，认为并没有纯粹一味为了一己之利而叫好的，评论家基本是讲真话的。同时她呼吁社会应充分尊重批评家的劳动。问题在于有个别批评家敬业精神弱一点的，面子上不好意思说真话，所以“应提倡本色的批评的批评”。张燕玲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畅广元在分析当下文学批评正趋于弱势原因时，感觉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不是真的为文学，而是为人造之，“里面有权力和商业逻辑的暗中支配”，“但是我说这种话不是反对大家拿‘红包’，现在问题是拿了‘红包’以后批评质量不高”。雷涛认为批评家的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很值得同情。“红包”的分量与批评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呈强烈反差，从劳动收入的情况来说是严重的不成正比。栾梅健（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红包”体现的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这是社会公信的体现。关键是评论家要把握好“度“。拿“红包”要在你的劳动体现了以后。“如果劳动了不给，是不符合分配原则的。但是红包必须有一个度，你看了一个小说给你五千或者一万，这就有嫌疑了”。
在分析“红包”批评产生的原因时，雷涛认为此现象与社会、政治生态有直接关系。“红包”问题是商品经济社会下产生的，社会环境不好，政治生态不好，整个社会就会缺乏诚信。民风、社会风气虽然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根子在党风，党风正则社会风气正，社会批评界也会正。他还认为文学批评家的社会地位低、待遇低，付出的劳动量和所形成的收益上的差别是当下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突出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建议批评家对非议与指责要正确对待，拿起笔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维护这个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对“红包批评”的热议，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个‘伪问题’，是一个构不成问题的问题”。他认为当下社会所指责的当代文学如何肮脏，没有思想等问题，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当代文学固然有问题，但是被“一些非常没有价值的问题给湮没了”，其中包含“红包批评”问题。
（三）当下文学批评的游离状态
畅广元认为当下文学批评存在比较明显的游离状态时，文学批评价值重心在悄悄转移过程中，应该看到批评的文本阅读基础十分脆弱。评论家对文本的阅读经常是一种“非研究心态下的阅读”。什么是“非研究心态下的阅读”？他解释说“你面对一个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对一个整体文本的感觉和评论的关系，在头脑中是不是形成了对于一个评论家的文本意识。从现在的评论文章来看，很少有这种现象，所以我就说是一种‘非研究心态下的阅读’。”而且“阅读的时候还常停留在感觉层面上。这是一种病态，是市场化的浏览，并不是为了文学”。同时，他还认为批评存在着严重的学理失衡，当前一些评论家拥有的只是一个桂冠，所支撑的学理基础紊乱，“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不能称作批评学，很难称为批评学的”。“现在评论界少了一种意识，就是多歧为贵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