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检省当下文坛伪问题
作者：于文秀
“新世纪文学”：空泛能指与文化想像
已行世30年的“新时期文学”一路走来，至今似乎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一个命名的出局意味着另一个的诞生。“新世纪文学”似乎就这样以接替者的身份粉墨登场。这一概念的提出已有几年的时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后继者，它目前在批评文章和期刊栏目频频闪现。一些批评家对此命名大力推举，许多文章也多是不加辨析地加以使用。新的文学命名、新的文学概念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视角的变换，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确定性的特质的呈现和昭示。但当你面对“新世纪文学”，无论如何品思，都觉得它似乎只有强烈的时间指向性，凸现的只不过是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至于作为对具体时段的文学命名则难以胜任，即相对于当下文学来说是一个空泛的能指，难以担当对当下文学真正命名。
“新时期文学”在命名上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毕竟有具体的政治蕴涵与改革开放等崭新的时代特质所系，既有时间的所指又有内质所附。它所承载文学的具体时代蕴质会令它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而“新世纪文学”一词则更多的属时间性的概念，难有特殊的内质与所指，缺少实在的逻辑支点和命名根据。尽管有的学者一再强调：“‘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多的是从时间出发来阐释文学的变化，而这变化主要是相对‘新时期文学’而言的。”“新世纪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概念，它所凸现的，主要是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非时间。”{1}无论如何考量，批评家所强调的新质，更多的是想当然的附会，不是这个语汇本身能够展呈出来并可让人直观感受到或可以意会到的。
一个学术命名的出现和成立，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要有充分的内质和存在的逻辑根据，否则无论如何新炫，如何被硬性阐释，都会显得苍白和空泛。对于“新世纪文学”命名存在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个巨大的文学口号的周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范畴、矛盾、问题、审美形态和表达方式是什么，实际上还处于比较空白状态。”{2}的确，如果没有这些特定内质的支撑，这个命名如何指称一种真实的文学存在呢？
但一些学者无视这些，竭力要把“新世纪文学”推举为当下文学的正当冠冕，硬性将一些内涵塞给并不合适的帽子，认为“打工文学、亚乡土文学、‘80后’写作、网络文学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3}上述这些文学现象本质上皆属内容或题材层面的因素，系时代变化下文学应有的正常表征，并非属概念特质方面的构成因素。
“新世纪文学”与当下文学的不相符性，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它只是一个空廓的时间概念，说它空廓是因为它有着百年的容量与承载，直接用于对当下文学冠名则“大而无当”，“名与实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对应现象”。{4}我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新世纪文学”一词在当下不能作为一个一般性词汇行世，只是不应做狭窄化使用，作为对当下文学的唯一固定的命名。
从本质上讲，“新世纪文学”是随着时光推进、新的世纪到来而自然出现的，并不是学界对当下文学进行了全面审视与思考而得出的经得起检视的学术成果。它是感性的、暂时的，“它暗含着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的文化想像”。{5}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命名只是“感性的事实，而非大家共同承认的研究结果”，故有必要做“早期的学术预警”。{6}
“底层写作”与“新人民性文学”：批评的时尚化运动
“底层写作”是近年来文坛出现最多的语汇之一，“新人民性文学”也在近一、两年被有的学者鼎力推举，二者作为新的批评语汇有时被联袂使用。有批评家说“底层写作”可以和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一样成为新时期以来“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7}这样的断言显然过于牵强。在笔者看来，“底层写作”与“新人民性文学”的力倡，不过是批评的时尚化运动，细致推敲，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具有崭新而充实内质的学术概念。它们之所以被批评家力举，从根本上说是批评界急于创新却又找不到更好的路径的结果。
如果说“新世纪文学”存在的问题在于，这一名称难以与其指称的对象较好的匹配，而其自身所示内涵却很明晰，“底层写作”与“新人民性文学”等的问题则恰恰是命名本身概念不清。而概念不清就随意使用，这也是文学批评常被其他学科鄙薄和诟病之处，文学批评的优长在于敏感性与新颖性，但确凿性与科学性欠缺则常常是局限所在。
何为“底层写作”？到底是底层写还是写底层抑或是兼而有之？很多文章在运用时并没有做出清楚的界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底层”一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社会学中有清楚的所指，但在文学上则至今仍含义模糊。从近年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少文章指称的“底层写作”主要指的是“打工文学”，有的文章干脆就将“底层写作”等同于“打工文学”。而这里的“打工文学”主要指的是书写农民工进城这类题材。“打工文学”一词本身也不是一个严密的概念，从广义看，打工者绝不仅仅指农民工，农民工也不是仅有的打工者。各个层级的概念由于边界不清，内涵也不甚明晰，使用起来自然令人疑惑丛生。
“底层写作”不仅概念本身不甚明晰，而且所指的文学现象亦不是新的文学现象，而是史已有之。尤其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从不缺乏对底层的生存关怀与书写，这已是学者的共识。新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从没停止过对下层或底层的生存观照与书写，现代文学中有乡土文学、劳工神圣题材等先例，十七年中有工农兵人物的刻画，新时期的改革、寻根、新写实等文学思潮中无不写及。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些重量级作家皆有书写底层的高峰之作，如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方方的《落日》、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安忆的《富萍》等等，都对底层生存有深度表现。
从近年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有的研究者为了凸显和提升“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在对“底层”书写的评论时，存在无批判认同乃至绝对化断语。如认为，对底层的悲悯情怀是文学的最高正义所在。{8}“如果进入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经验，可能在近期讨论的‘底层写作’这一文学现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9}应该说，不仅文学的正义未必只有写“底层”才能体现，也就是说正义不仅仅取决于题材，中外文学经典都可印证这一点，而且认为“中国经验”在目前的底层写作中最有体现这种判断也是不驳自倒，经不起论说。绝对化有时就是一种随意化，而随意化本身则意味着批评的无根基。有的学者针对当前批评中存在的随意化和主观化现象进行批评时说：“目前讨论文学问题有一种脱离文学创作的现象，批评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些作家作品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根本不顾作家作品自身的特点。”{10}
在“新人民性文学”这一概念及相关论述上，也存在与“底层写作”相似的问题。力挺“新人民性文学”概念的批评家，并没有对此词做出恰当清晰的界定，围绕“新人民性文学”的论断也问题重重。如，“新人民性文学”“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11}还有，“新世纪以来，文学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物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12}上述竭力想以许多较新的词汇来传达的有关“新人民性文学”的表述，本质上并无新意，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越鲁迅的简捷而经典的话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等的蕴含与境界。我们不能说提出这种论断的批评家没有文学史背景常识，但恰恰是有常识但为了标举新异、为了推出新概念而无视历史或有意将历史悬置，这种做法不仅是为概念而概念，甚至有玩概念玩时尚之嫌。中国文学自古担当“载道”，从不缺失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有的倒是过于关注和介入社会现实而忘却文学应有的形而上的超越，即承载过多、介入过深而失之文学自我，结果存在文学的时代性过重而思想性过弱等问题与局限。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