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试论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张良丛
一、五四后弗洛伊德思想与著作的译介
弗洛伊德思想步入中国并不是突兀的介入。而是适应中国在社会转型期文化观念的变革而来的。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面临变革。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西方思想文化的的引介。弗洛伊德思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为国人所关注。五四之后，有两个思想文化动向推动了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传播，一是，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展开的性道德和伦理的讨论；二是，心理学在中国兴起而产生的热潮。这两个动向都直接牵扯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引起国人对弗洛伊德强烈的关注和译介。
一些理论家先后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和传播弗洛伊德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文化艺术、文学批评中。对弗洛伊德思想的译介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直接介绍运用弗洛伊德的思想，二是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第一种方式是早期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弗洛伊德思想后，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血液输入中国，通过他来诠释文学作品，反对伪道学，打破国人封闭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引介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更高层次上的接受， 他是在充分的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的。在现代文学界，存在着这个理论上接受弗洛伊德思想的高潮，这些都给后来我国学术界重新接纳学习弗洛伊德美学哲学观念奠定了理论的坚实基础。
周作人是较早接触弗洛伊德思想的作家，上世纪2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撰文分析、肯定弗洛伊德的观点，后来又介绍了与弗洛伊德有密切关系的英国性科学家蔼理斯的思想。
同时鲁迅接触弗洛伊德思想也是较早的，在小说《补天》中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后来通过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译介，更为全面的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并把《苦闷的象征》作为文学理论的辅助教材，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做过专题讲授。弗洛伊德思想甚契鲁迅先生的早期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产生共鸣，因此鲁迅把它纳入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自己的一种思想方法。鲁迅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学理论，而且把他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了。因此鲁迅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在现代文学界具有特殊的意义。
潘光旦先生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介绍和运用也较为引人瞩目，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主要是有关性发育的理论，并写作了《冯小青考》、《小青之分析》等论著，直接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考察文学人物的性变态心理。当然潘光旦的论著到现在看来，不免有其缺陷，但在当时对于抨击旧的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压抑不无特定的时代意义。
在弗洛伊德思想的理论批评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朱光潜上世纪20年代在英法等国留学时，便广泛的阅读学习西方的心理学著作，并不断地为国内刊物撰文介绍西方心理学。陆续撰写专著《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在这两本著作中都涉及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此后，又先后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和《变态心理学》，在这两本书里，朱光潜详细介绍了弗洛伊德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这些著作的出版在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大大促进了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对弗洛伊德著作翻译影响最大的还是高觉敷。他先后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1930）、《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5），这两本书代表了弗洛伊德前后期的思想，使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弗洛伊德思想仍然离不开高觉敷的这两本译著。高觉敷对中国接受的影响还在于他在译者序中对弗洛伊德主义思想有一个切实的评价，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弗洛伊德思想。
另外还有一些译著，章士钊的《茀罗乙德传》、卢心元的《精神分析学批评》、董秋斯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等人的译著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五四之后，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弗洛伊德学说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传入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大的变动，可谓贡献巨大。但是中国现代社会多灾多难，弗洛伊德学说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它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五四之后的引入、介绍、翻译和运用却给以后它的传播留下了丰厚的资源。
二、弗洛伊德思想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自诞生以来就与文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学从理论批评到文学创作，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处处闪动着弗洛伊德的影子。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影响之重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要用编年史方式将精神分析运动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完整历史加以论列，那将一定是件涉及面极广的工作。著名作家几乎无人不直接间接地受到其观点的某种影响”。与之相类似，弗洛伊德主义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我们来看，首先，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体现出弗洛伊德思想的倾向。其中，郭沫若的《残春》体现出释梦的因素。《lobenicht的塔》则是对本能升华说的文学阐释。另外，还有《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等也带有精神分析的因素。而且，郭沫若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还通过自己的文学批评来主动运用、实践精神分析美学，写作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同时，他还对屈原、蔡琰、曹禺等人的作品也做过精神分析式的批判。创造社另外一个人物郁达夫也或隐或显地闪动着精神分析的影子。他的作品表现人的性苦闷、变态性心理活动和行为，都具有精神分析的因素，如《沉沦》、《茫茫夜》、《空虚》、《过去》等作品都具有这种倾向。另外创造社的另一位元老张资平的作品《约伯之泪》、《梅岭之春》也把性欲摆在人生重要的地位上。创造社的其他成员如叶灵凤、郑伯奇等人都和郁达夫一样，肯定和表现人的性本能。或许创造社的作家并没有故意去运用精神分析学，但在五四之后与反封建礼教对人的本性的压抑相结合，弗洛伊德的思想却是最佳营养。
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而著称于世。但是一些作家也显示出精神分析的因素。首先是周作人，他比较推崇蔼理斯的性学理论，同时也撰文肯定、盛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他充分重视性在人生中的地位，分析了封建伪道学的变态心理，抨击了他们的虚伪性。而且对于升华说，周作人也大作肯定，认为诗人写诗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几乎是生理上的需要，仿佛是性欲一般”。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一位作家许杰对精神分析的接受较他人来说似乎更为自觉，表现于创作中也更为鲜明。他写作了很多小说，1929年结集为《火山口》。在这本小说集的序中，许杰说：“于是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性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域的白日之梦，便传染上了我的思想。”很显然许杰在这里明显地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自觉地运用到文学创造中，用文学阐释精神分析学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许杰的小说中，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弗洛伊德的因子在发光发亮。
新感觉派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先天气质的契合。从渊源上说，新感觉派产生于日本，代表人物是川端康成、横光利一，此派主张表现人的内在灵魂、真理，擅长用梦幻的手法写人的直觉、无意识，以达达主义的方式突破传统。因此这个文学流派接受的较多的理论支柱是康德、伯格森的哲学，更受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所以，中国引入新感觉派的时候也带有这个特色。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带有这几个人的理论色彩。如果说，这种特色在刘呐鸥、穆时英的身上还表现不明显，那么在施蛰存身上便体现得非常清晰，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因素浮现在施蛰存的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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