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记忆深处的生命复活
作者：沙家强
——题记
一、非经典文学走向前台的可能性
一提起“非经典”，我们就可意识到其背后就有一个参照物“经典”，对于“经典”要义的把握是我们开启“非经典”内含的一把关键钥匙。西方话语“经典”英文单词是“classic”(古典的)、“canon”(正典)，布鲁姆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中，把“经典”解释为“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赞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认同。”{1}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这些作品符合郎加纳斯评价作品的普遍永恒的标准，因而留存于世；就中国而言，“经”，在说文解字里，是指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所说的，“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它们交织运作，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生活的秩序和情感的条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经典指涉的就是被公认的成熟的客观文本，理论具有普适统一性， 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传统文化、传统理论。“经典”就是“高雅”的、“精英”的代名词，它代表着一种权威和不朽，并形成了文学的楷模和目标，喻示了文学可能获得的至高历史地位。所以，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风格，成为“民族的寓言”、“民族的身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文学经典，尤其是“轴心时期”以来繁荣的经典，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对中华文明的兴盛延续、对国民潜在人格的塑造和价值取向的认同、对于增强民族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意义重大。
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着复杂的因素，一般认为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取决于三种人：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的批评家和拥有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即纵向的历史轴精英行为和横向的空间轴大众行为）。前两类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一种人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有时也能对前一种人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可见，在经典的背后有着权力的运作机制，正因如此“经典”可能会走向代表着权威和中心的极端，它甚至是封闭的不可侵犯的钳制，这必然要遭到破解，尤其是在当下，经典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当下”主要指的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这会导致经典可能走向消失而“非经典”则走上前台，文学艺术边缘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趋势在加强。“非经典”相对于“经典”指的就是经典背后被忽略的东西，宏大叙事背后的断裂，传统精华背后的碎片，中心之外的边缘，它是大众的，通俗的，开放的。一些诸如“小人物”、边缘记忆、民风民俗、图像世界、光效艺术、实物艺术、行为艺术、身体艺术、网络影视艺术等非主流或者非物质的元素走进高雅的文学殿堂，这是一种雅与俗间的较量，自然而然“经典的挽歌”或“文学的终结”等文学的危机和焦虑意识就生成了，这种意识时常会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当我们以虔诚之心呵护神圣的经典时，我们不能不回头注视一下已慢慢走向前台的“非经典”，对“非经典”进行客观的审视是我们回避不了的现实话题，或许认清了这种客观才能更好地让经典生发出更为引人瞩目的光辉来。我们说过，“非经典”文学的兴盛有个“全球化”的大背景，这其中有资本、信息的交融和共享，更有后现代思潮的侵入和渗透，以及消费主义的滥殇。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现象，但在发展较快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也会出现，后现代叙事风格话语对“宏大叙事”怀疑，呈现出“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特征。不管是后现代靠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之后的后殖民及新历史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等思潮，都强调一个核心关键，那就是对“差异”极为关注。“对真正的哲学来说，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2}对于阿多诺来说，“非同一性”哲学始终牵挂的是异质体的生存；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认为阅读和阐释文本的策略是诉诸差异，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相近认为“符号乃差异的结构”；新历史主义诉诸历史的非连续性和断裂；詹姆逊认为后现代“这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适当张力。”{3}可见，人们越来越关注发现差异的碎片，尊重断裂，对被忽视的权威背后的东西投以强烈的关注，可以说“差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实现对中心权威的消解，这必然会使文化走向多元。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同时共存（both/and）和互补。这样文化研究就成为更大的可能，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差异”，即诸如种族、性别、区域、传媒、流亡民族、文化身份等被压抑在边缘的话语研究，主体身份意识得到更大程度的觉醒。“非经典”文学于是就具备了存在外在依据的可能性，最终也就越过高雅、通俗的文化界限，填平精英通俗文学的天然鸿沟，雅俗区分已不存在。毫无商量，“非经典”文学已走向前台。
二、记忆视野下的非经典文学
如果说经典以其权威造成的普适性掩盖了非经典的生动的一面，那么重新激活同样有着生命涌动的“非经典”就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忽视的一项使命，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良知和责任。因为在“非经典”文学书写的背后一直存在着活的冲动，且具有与经典一样的人类精神的自身内在的韧性，复活“非经典”就是要激活这些存封多年的文化生命，以此丰富当代文化。所以，非经典也是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非经典走向前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问题在于，非经典文学被不幸地遮蔽了，被遗忘了，在人类记忆之库中只存有其很少的空间，但事实上它们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只不过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像经典那样走向合法化而已，长期以来处于“不在场”的“失语”状态。可见，对“非经典”的重新审视是一个记忆与遗忘的对抗，是记忆之光的再扫描，文学记忆不能缺少非经典文学的激荡。
所谓记忆，就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物的反映，是对输入信息的接收、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记忆为存在作证，进行历史的还原，给历史以还魂。人们在记忆的过程中永远是向被回忆的东西靠近，通过文化记忆以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回到事物本身，从而获得确切的存在感受。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向过去探索，在其中寻觅发现自己。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敏锐地看到，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与他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也就是说潜意识里有着回望祖先、朝后看的目光，{4}这就是记忆行为，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找文学的灵感。而作为记忆的一种结晶即“经典”典籍，则在远方默默存在着，他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之根，是先哲们对宇宙社会的人生深刻思考并用典籍形式加以定型的一种原创性的精神思考。可以说，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方式，连接着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关怀和未来的前途命运。那么，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最低也算得上是无知。但事实上，令人悲哀的是：在如今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记的都给忘了。当失离了传统，集体失忆后，有学者甚至夸张地说，我们正朝着“黑暗时代”迎头奔去。{5}这或许是一种夸张，但绝不是耸人听闻。那么传统被忘记了，是不是非经典就被重视了？未必如此，非经典仍然是处于争论之中，特别是有丰厚人文价值的非经典始终处于边缘状态，被遗忘在偏僻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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