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一个自由的领地

作者:张宾雁 汪 磊




  让我们先看看当代艺术家们在人体上做的文章:头发梳理成中国人的样式、或编成假发,或者从艺术家身上拔些毛发插在艺术家父亲的尸体小蜡像上;自残伤口流出的血滴在画布上,或自制半身胸像,或作品多有突然的十字形的标记;展出的艺术如同承受整形外科手术一般;人的耳朵在僵硬的盘子里成长;婴儿的尸体被烹制显然要被吃掉。当代艺术似乎存在于一个自由的领域,与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和习俗相背离。在这个领域,安静的沉思与理智的行为相混淆,但更多的是稀奇古怪的表现,违背道义的野蛮和违背信仰的恶行。从专业期刊到小报的专栏,对当代艺术的讨论,混杂着恭敬的解释,复杂的哲学分析,还有对公众的讨好理论,以及最终的公开指责、嘲笑和不予理睬。这种情景司空见惯无论多么古老的艺术章程都在被打破,常规的介绍和责难掩盖了其中重要的新转变。
  这些变化源于艺术内在的忧虑和推动,另一些则见证了近期经济与政治的巨大变化。最初看这些视觉艺术似乎没有体系,与全球新的自由经济相对抗,它们基于理想化而非自由贸易的实践。经济的发展建立起财富与权力的特权阶级,也迫使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执行同一个时间表,并调整工作和生活,给人们带来安慰的是那些充满想像力的电影场面,通过冒险和连贯的情节,通常还有一个能打破常规带给人们完全的自由的英雄,故事里伴着忧郁的歌,充满反抗和爱情的主题。
  艺术看起来是处于呆板机械、官僚主义、大众文化领域之外,这可能是艺术独有的特点,珍贵而稀少,藐视机械化的再造。艺术家和商人用再生媒介制造作品,比如限量版的书、照片、电视机或者CD。这是一个小世界,从内部看,井井有条,由一些重要的收藏家、画商和监护人的行为控制着微小的机构产生艺术的自由。比尔,维奥拉(BillViola)的影像作品不是对美国中西部特定观众的测试,也非一定用于艺术的领域,如奥华达(Owada)制造确保其声音的作品在商场里也是不讨厌的,或只是吸引市场中心的女孩子们。所以这个另类文化圈一般不受商业压力的影响,可以自由运用材料和符号,在打破传统和禁忌的同时日渐标准化。
  艺术的自由不只是理想化,无论成功的机会有多小,艺术家这个职业仍是如此流行,因为它充满期望。这个行业看似是专业化的自由劳动,使艺术家可以像电影中的英雄们一样,用自己的理解去工作与生活。同样,对于艺术的欣赏者,也要有相匹配的自由思想,能欣赏无目的表演的构思和形式,不必神化艺术家,只要能联系自身的经历理解作品中渗透的思想和感动。通过富裕的所有者和资助方来购买,参与到这个自由的领域。他们买到真实的价值,这种状况能确保广大的公众至少有机会呼吸到艺术作品的自由气息。
  但是,有理由怀疑自由贸易与自由艺术是否真像他们看起来那样完全相反,毫无关系。首先,艺术机构体制密切地反映着财政资本机制,在近期对文化的分析中,当纳德·沙逊(DonaldSasson)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小说、歌剧以及电影的进口与输出模式,发现在文化上有优势的国家都不仅有丰富的资源满足本上市场要求,还可以成功地把大量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外,自己进口的则很少。19世纪时,英国和法国控制着文化大权,现在的美国则是居最大主导地位的文化大国,向全世界输出文化产品而进口很少。正如沙逊指出,这不意味每个人都消费美国文化,但可以说能穿越国界的大部分文化是美国的。
  沙逊认为好的艺术如果脱离它描述的实际背景也是没有大的市场的,很难完全在世界性的体制下预测哪些商业图像有文化优势,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德国收藏家,通过英国商人购买住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然而我们可以了解每个国家的贸易量,例如已知艺术品市场的国际贸易比例很高,这能说明全球政治领导权和经济实力的分布。所以接近全球艺术品销售的一半在美国是毫不奇怪的。欧洲分享了剩下的大部分,英国又占其中一半。艺术品价格、销售量与股票市场关系愈发紧密,不必奇怪世界的财政中心也是艺术品销售的中心。
  提高到这个层次看,艺术就不仅是无目的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小的投机市场,艺术作品被用于多样的目的中,包括投资、逃税和洗钱。
  再有,抱着文化自由不被玷污的理想是很危险的。可以把自由贸易和自由艺术看作是各自领地的相互补充,而不是对立的概念。这个补充可以是额外的,无关紧要的。(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mda的分析里,正像在书的编后记和论文注释一样,仍陈述了其作用及功能。)尽管自由的艺术否认与自由贸易有密切关系,但性质次要的艺术对补充大的商业方面的经营也是重要的,所以当代艺术中对新鲜与刺激的探索始终结合着含糊其词的符号(举些近来的例子,鲨鱼和玻璃橱窗,油漆和粪便,船与现代雕塑,卵形的台球桌),与广告中有吸引力的元素有密切关系,并不断彼此影响。随着作品在文化大潮中的展示,形式和符号的掺杂配合,每一个文化元素仿佛都成了可交换的货币,像美元一样。比起那些拨开所有阻力的自由涌向全球的资金、信息和作品,最后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者来,不断冲破传统习俗而大胆新奇的自由艺术,仅仅是资金运转中那些必然结果的不断发散过程中的一点微弱表现。
  1989年及以后全球发生许多大事,德国的重新统一,苏联解体,全球贸易协定的增加,贸易集团的巩固,二战之后艺术的中心由巴黎转向纽约,艺术世界终于按东西方冷战加以区分,每一政治集团所推崇的高尚的艺术截然相反:如果东方的艺术方向必须符合并代表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有鲜明的社会用途,那么西方的艺术一定是明显的没有明确方向,并一定彻底的无用。如果东方的艺术歌颂人类的成就,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那么西方艺术一定把焦点放在人类的局限性、失败和残忍粗俗上。随着对抗的加剧,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张旗鼓的胜利,艺术世界自身也在迅速的重构(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些转变为复杂连续的后现代理论提供依据,证实什么样的市场被逐渐接受,揭露躲避在高尚文化表象背后的白种男性的“天才”论,女权论者挑战男性在艺术界的统治地位,并为修改那些把女性排除在外的制度而做大量努力。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持续的更久,这些都一直伴随着强烈的争吵,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一样。
  呈现多样文化的杰出展览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大量涌现。打破白人在巴黎和英国长期垄断地位的两个展览:迈根斯(Magicien)的《de la terre》和海伍德(HaYward)画廊的《另一个故事》都在1989年展出,每个都引起争议。《de la terrn》中的部分内容首次不可避免地侵犯了这个领域,他所有作品中表达的独特的第三世界艺术家的异国情调被批判。尽管如此,能在大都市的艺术中心以平等地位同时展出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同期作品,这还是第一次。埃瑞(RasheedAraeen)为对抗英国艺术精英一向的漠不关心和恩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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