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中国当代美术批评与国家美术形象塑造

作者:尚 辉




  前不久,笔者再度赴法国巴黎,在陈列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有幸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方力钧、严培明的作品成为该馆的永久收藏而和毕加索、马蒂斯、波于伊斯、伊门道夫、巴塞利茨等西方现、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并列相陈。这给予笔者的触动很大,一方面是为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并终于进入了西方主流艺术而自豪和欣慰,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本土主流艺术作品受到西方主流艺术价值观的遮蔽而担忧和隐痛。毕竟,蔡国强、方力钧、严培明这些在西方主流艺术圈已很火爆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并不在中国主流艺术的话语中心,而为本土当代艺术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也未必能在短时期内为“他者”所认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主流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许永远不能进入西方当代主流艺术的视野。因为,中西主流艺术价值观不仅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着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
  这里存在着怎样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是依据西方主流艺术的批评价值体系还是按照中国主流艺术的批评判断逻辑?它所涉及的似乎只是艺术的批评标准,但其背后揭示的是不同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利益和不同的国家文化主权的坚守与护卫。显然,树立什么样的批评价值观就决定了塑造什么样的国家美术形象。
  新时期以来,门户开放,中国开始了20世纪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浪潮。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是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方现、当代艺术批评价值观并重建民族美术的批评价值体系而展开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主流美术更偏重于对西方现、当代艺术价值观的学习与借鉴,忽视甚至于放弃了对于本土主体美术价值观的构建与推导。
  我们看到当下许多被市场追捧的美术作品,或以光头造型、愚笨呆笑的“泼皮”形象作为中国当代最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符号,或挪用目光虚幻而痴滞的文革式家庭照片、夸张而简洁的文革工农兵刊头形象作为今反体制的“政治波普”,或醉心描绘坐便器上男女的丑态、洗浴中心龌龊不雅的举止、卡拉OK低俗的三陪小姐以表现当代消费主义社会各种俗艳景观,或以太多太滥的无意识、潜意识、无意义、无目的来贬低人本、崇高、忧患、和谐等健康思想情感的叙写。总之,我们在798、酒厂、草场地等艺术园区和一些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看到被市场哄抬的所谓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去甚远,乃至于形成剧烈的矛盾和冲突。然而,我们却很少听到或看到来自中国主流美术批评价值观的声音和主流价值观进行的理性判断。
  如果说本土价值体系的殖民化是当代中国主流美术批评价值观的精神缺失,那么批评的资本化,则使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堕落为艺术市场的营销同谋。艺术市场既是市场经济的文化扩展,也是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和表现,在艺术市场的产业链中,艺术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是和艺术产品的社会价值实现相统一的,而美术批评是艺术产品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应该说,当下中国美术市场与拍卖业的火爆,固然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达与繁盛的表现,但一些被西方选择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被炒出天价,也不能说不是西方主流价值观操盘手运用市场操控制造的市场价格对于艺术价值的严重背离,也不能说不是一些中外当代艺术批评参与市场营销、制造市场神话的虚张声势。在某种意义上,国际市场价位定价与西方艺术批评主流价值观的合谋,共同打造和拼接了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当代美术图景。从艺术市场巨额利润中分得一羹的美术批评,已难以抵制丰厚稿酬的诱惑,在市场的妖魔化中,美术批评能坚守多少真诚的理性判断、多少真理性的价值拷问,是我们今天值得警惕的职守沦丧,显然,市场化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放弃阵地、失守良知、软化风骨的另一重要因素。
  的确,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终于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并加入了全球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国人也终于站在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视点上,学会也逐渐养成了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包融心理与平和心态。798、酒厂、草场地等艺术园区便是中国本土通过创意文化产业的经济方式对世界文化艺术保持的一种开放、互动的姿态与途径。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和世界一些著名双年展上出现的当代探索性、实验性的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都可以在这里展示和生存。无疑,这里也是包融世界各种文化价值观、呈现世界各种艺术生态的文化特区。但这种包融与平和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主流美术批评价值观的推导,这里所呈现的艺术探索与实验也并不都意味着是中国主流美术的方向,这里所生发的当代艺术也并非是中国当代美术的全貌。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当代美术?什么是中国当代主流美术的批评价值观?中国当代美术批评所要进行的价值判断,当然不能仅仅依据西方意志中的当代艺术理念。中国当代美术批评所要进行的价值判断,更主要、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满足中国当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诉求之上的理论化表述。中国的当代美术,只有切入中国当下广阔的文化现实、远绍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脉并发生新的化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
  中国传统绘画是不乏完整的批评价值体系的。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堪称中国早期的美术批评专论,正是在这篇著述中,他提出了品评中国画的“六法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六法论”成为中国画最为经典的批评标准。从唐代朱景玄的“神、妙、能、逸”到宋代黄休复的“逸、神、妙、能”,品评标准的变化揭示了文入画地位的巨大提升。从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到董其昌的“以画为寄”、“以画为乐”,文人画理想的重构,显示了“萧散简远”作为中国文入画最高审美境界的核心价值判断。但从新文化运动而开始的中国画的现代性转换,不仅改变了中国画原有的形态,而且也动摇了中国画原有的价值体系。现实主义思想为中国绘画带来的不仅是写实性的造型技巧与条件色彩的光色观念,而且是表现现实生活的入世心理。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形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社会学的批评准则,中国人物画的长足发展,山水、花鸟画的境界转换,乃至工笔画的中兴与繁盛,都是美术社会学批评价值体系推动的中国画变革。油画这种世界性的绘画在中国所获得的新的生长点,也完全在于美术社会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倡导。毕竟在中国绘画的艺术长廊里,没有哪个世纪的绘画有20世纪这样的波澜壮阔形象地揭示了这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塑造了如此众多的劳动人民形象。美术的社会学批评遮蔽了对于美术本体价值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时期国门大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涌入,以张扬人本主义精神为内核的美术本体论批评由此兴盛,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克莱夫,贝尔等人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想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批评的准则,中国画开始在传统笔墨里寻找现代性的符号语义,油画在本体回归中重新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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