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右岸的温情与忧伤
作者：孙 苏
尴尬与无奈的处境，存欲与去欲的挣扎，似乎是当代人类难以摆脱的一种生活常态。
这时我读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一部讲述鄂温克这个古老民族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一种清冽之感贯穿全身，让人变得宁静而安然。
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年已90的鄂温克老女人，他们那个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在小说中，她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她已成为那段历史的化身。在现代生活的召唤下，她的族人一个一个离她而去，她却固守在山林里，固守在几根松木搭起的“希楞柱”里。因为“我不愿意睡在看不见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变成一个瘸子……我的身体是神灵赋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这是一个信念的宣言，这里从没有犹豫和选择的痛苦。她将决定命运的白桦树片扔进了祖辈传下来的生生不息的火塘，她要用她的微薄之躯捍卫越来越细弱，越来越孤独的火苗，如同捍卫一段永远逝去的历史，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也就是在它行将淹灭之时，迟子建用她的文学之笔，开始了艰难的打捞和记录。
文学的意义有时会远远超越文学，这种观点常常被指责为庸俗社会学。但如果文学的意义仅止于文学，它还有什么理由希望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赞美呢?文学的发展有时像我们生活的变化一样，人们往往被表面的光怪陆离所迷惑，反倒迷失了最原初的本义。就像我对房子的装修，本来的装修是为了生活更舒适，其实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最后成了禁锢我们的牢笼，而我们则成了它的奴隶。所以我以为，就“右岸”一书来说，它对于人类学上的贡献可能远远大于纯文学的价值。但也正是由于借助了文学强大的表现力，让我们更能深切地领悟和体味到无力回天的一种切肤之痛，一种落寞和失去。一个古老民族原有的那种自由与尊严，在进化的历史中，变得无声无息。像一缕无比美丽的彩霞，渐行渐远，风轻云淡，融汇进阔大的天空，消逝得无影无踪。彩霞也许找到了它的归宿，但失去了彩霞的天空，该是怎样一副单调的情形。
“右岸”讲述的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一种生存方式。鄂温克是一个信奉萨满教的民族，萨满教作为比较原始的一种宗教，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论。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人类早期历史形态中，对自然的认识都是万物有灵，每一种生物在宇宙中都有它自己应有的位置。物得其所。不应受到任何力量的改变和强迫。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援引了一个土著思想家的话：“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他因此而发现，“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因为如果废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宙的整个秩序就会被摧毁”。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奇异地被保留下来的这种远古的信仰和生活。在老女人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她的倾诉对象是山林，是岩石，是草地，是花朵，是飞鸟走兽，是日月星辰。遗落在岁月中的每一个小物件，在她看来都有着和它的主人一样完整的生命。微风过耳如喃喃细语，雨雪霏霏如亲人相随。原始人的这种感觉力和想像力是惊人的。他们为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的命名都如给自己孩子起名一样自然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山是他们世代的栖息地，而河流正是流过他们生命的乳汁。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总结过这种现象：“所有的事物都是亲属，都因一个共同的伟大神迹而聚到一起。”
“右岸”讲述的也是一个个生与死的故事。
比较起生来，小说更多地描写了一次次的死亡。书中有名字的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以死亡来结束了自己的故事。在他们身上，生命显得那么脆弱，意外和不幸随时随地会降临到他们的生活中。而且，直接的杀手常常就是他们最敬畏的或者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他们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足轻重。“我强壮的父亲可以猎杀一头巨大的堪达罕。却不经意间就被雷电击中。有的人可能死于黑熊之手，死于亡命饿狼之口，但有的人可能却只是受了黑蜂的叮咬，或误食一块小小的蘑菇。他们可能因狂欢而释放全部的生命能量，也可能只是慢慢地耗尽了自己生命的灯油。他们死于河流，死于寒冷，他们会像叶子一样轻轻从树上落下，也会在来不及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时就悄然离去。”作家向我们呈现了真实的原始生命形态，表现了他们对生命的独特认识：生命是神灵给予的，神灵有权力决定何时把他们收回。他们平静温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在灾难面前，在不幸面前。他们比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承受能力和坚忍耐力。对生命和死亡的自然态度，传达出了一个古老民族对世界最原初的认知。
现代人有理由对这种状态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怜悯，但妮玛萨满面对死亡的态度，只能够让我们肃然起敬。身为萨满的妮玛更相信世界的平衡，她知道生与死之间必然的联系。她每一次作法救人的成功，都必须以自己亲生孩子的生命作为代价，她依然别无选择。她的几个最可爱的儿女就这样一个个死于她的救人过程中。作为一个灵魂人物，她具有着一种本能化了的牺牲精神。对部落或氏族的责任远远大于自身和家庭的利益，这正是一个原始民族得以延续的基本保证。
最为奇异的是这样远古的生活方式其实离我们近在咫尺。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造访过鄂温克人的聚居地，依旧住的是希楞柱，依旧吃的是烤列巴，驯鹿在山林中散淡地走着，随意舔食苔藓。那一种平和安宁的情境，加上火塘中飘出的轻烟和山野中拂动的雾气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若即若离似梦非梦的感觉。归来许久，还疑惑所见真假，也曾猜测他们未来的命运。看了迟子建小说，如同知道了一个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发展可能注定要按着历史的规律运行，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文化的永久消失为代价。迟子建写作此书，就是“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我们至今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所以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如另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哈姆雷特难题一样。文学的义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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