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压制与抗争
作者：高小弘
对于人类而言，身体并不仅仅是由骨骼、肌肉、内脏组成的具有生物意义的实体，它还作为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事实融会于社会基本理论框架之内。在弗洛伊德看来，为了防止基本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压抑是文明的代价。由于身体内部所蕴含的巨大而又难以驯服的快感、欲望、无意识等力量，贬低身体甚至让身体消失在文化视野中成为压抑的有效策略。在人类任何一个高度政治化集权化的社会文明中，都在倡导身体灵魂二元论的同时建构蔑视身体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由封建传统至现代文明的文化传承中，一直存在着否定身体、压抑身体的道德文化传统机制。这种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使身体叙事形成一个充满偏见与谬误的意义黑洞。然而吊诡的是，在将身体视为罪恶渊薮的话语系统里，父权社会中压抑最深的女性的身体，却“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并且有关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述常常是制造父权社会道德神话与政治神话的最佳材料。无庸讳言，父权社会主流话语对于女性身体的贬抑、规范和使用，使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被伪善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情遮蔽，而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感性认知和细腻的感官体验也被反身体、反感性的传统身体伦理观念彻底驱逐，女性的身体处境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
由于女性个体的成长都是伴随着身体的成长完成的，身体叙事应是女性成长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性文化传统的制约，加之中国缺乏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背景，使五四以来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成长叙事在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不仅无法凸显以女性身体为核心表征的女性性别特质，反而有意缠绕在启蒙、救亡、革命等宏大的时代主流话语中。在五四时期以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与人道主义思潮的笼罩下，女性成长叙事中把女性的身体奉献在争取自由恋爱的反封建的祭坛上，却不能够坦然地正视它的各种欲望，因此，女性成长路线是一条身体空缺而只侧重精神觉醒的单行线。随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益规整化的资本主义都市市场的出现，在家庭妇女与都市色相市场中的商品两种女性角色的夹缝里，女性成长叙事超越了那种以爱情颂歌为主题的天真而忧郁的少女成长形象，泄漏出女性无法忽视自身身体欲望的成长真相。而抗战解放区时代、十七年特别是文革时代，革命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女性成长历程实质就是女性个体向民族群体的化身逐渐靠拢的过程，这无疑导致以抽空女性身体感受和萎缩女性人格自主独立愿望为特征的女性成长叙事的产生。而在新时期文学的浪潮中，女性作家大都在全力汇入现代性话语主流的同时，不期然构成了对自身身体体验与性别视角的遮蔽，那些行走在文化边缘的女性作家，其对女性性别自我成长的审视与女性成长身体感受的真切书写，或者被指认为时代话语主流的出轨，或者被單于普泛性的“人性”维度予以考量。因此，囿于严密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前女性成长的身体叙事投射的更多的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精神等文化症候。而20世纪90年代因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化文化语境，再加上女性文学传统的积淀以及中西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启迪，女性成长小说随着中国女性文学性别意识的不断自觉及彰显，最终突破了长期饱受禁锢的身体叙事禁区，掀开了遮蔽在身体之上的伪善的道德面纱，自觉袒露女性成长历程中独特的身体及心理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直陈女性个性化的情感欲望。这种对于女性个体成长身体体验的全面关注与体现，不仅将女性个体成长遭际上升到普泛性的性别遭际，而且从性别、身体及成长等文化视角涵盖人类际遇，从而直抵存在的深度。
二 父权制社会对成长女性身体的压抑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首先鲜明地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成长女性身体的压抑。在历史和现实的框架中，由于种种压迫的存在，女性身体常常处于分裂和压抑状态，这突出表现在身体发育变化带给成长女性的精神压抑与灵魂惊异，而这种身体发育变化又集中体现在女性初潮及月经的身体体验中。由于许多少女认为初潮是发育不健全的病态表现，这种血的判决和被习俗视为不洁之物的生理变化，让少女产生一种厌恶和畏惧的感觉。《没有名字的身体》中，第一次来例假竟使“我”无地自容，“我”孤独而又绝望地站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感觉血痒丝丝地顺着腿根往下流，腰腹酸胀、疼痛。最可怕的是那种羞愧：“我在想，我怎样才能让自己死掉，因为人死了就可以不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别人怎么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璟的初潮也让她又羞又怕。无所适从。身体的“无端”流血让她误以为是因诅咒母亲而遭的报应，因做坏事而受到的惩罚。初潮体验给成长女性带来的惊心动魄的惊恐和绝望，使她们很容易对那些帮助她们走出困境的男性留下难以磨灭甚至刻骨铭心的印记。《没有名字的身体》中“我”因“他”的帮助而走出无地自容的初潮困境，竟因此将生命中的爱情永远献给了见证“我”青春之血的他。《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璟也认为牵着她爬上少女的台阶，从此让她远离童年的陆叔叔，是“贯穿她青春最美好时光的男子”。原本正常而自然的女性身体发育，却被成长少女视为一种以下流疾病和模糊罪恶形式出现的性别生存，原因在于：“正如阴茎从社会方面获得了一种特殊评价，让月经变成祸根的也正是社会方面。这个象征男性气质，而那个则象征女性气质。正因为女性气质具有相异性和劣等性的意味，所以它的表现才受到耻辱的对待。”而男孩子虽然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但更多的是自豪，因为他们把这个阶段的发育投射到男性气质方面，并认为是男性尊严的表现。而少女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身体必须局限于女性气质强加的限制。在少女看来，她的身体发育变化所体现的女性气质意味着疾病、痛苦和死亡，而这种无法想像的折磨使少女感到无助和绝望。
对于大部分成长女性来讲，月经以一种模糊的形式隐喻了那“不健全”的而又充满痛苦的性别命运。这个伏卧在她的腹中，以周期形式爆发的既定命运让女性觉得无从摆脱、在劫难逃。因此，初潮的震惊虽然可以过去，但月经带来的身体压抑与烦恼却远未消除。王静怡的《反动》中非常细腻地描绘了每次月经给少女带来的痛苦的身体感受：“她能听见自己身体内液体汹涌澎湃的声音。她双手迟疑地抚摸着自己，细腻光滑的皮肤紧绷着，浑身都在胀痛，她感觉身体内有什么要跑出来了，这让她控制不住想奔跑和喊叫。但终于什么也没有跑出来。她被这种反复持续的折磨弄得痛苦不堪，潜在她体内的那困兽是只狼，或是只虎，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