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批评是真诚而自由的呼吸关于张学昕的当代文学批评
作者：于永顺 任紫菡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并不代表着全无生机与新意，困境中的当代文学批评也在以它独特的方式前进着。在众多“评论家”虚无的热闹甚至喧哗声中，我们仍能听到一些来自批评主体坚定、洪亮而独立的声音，在这洪亮的汇聚声中就有张学昕的声音，他是“一个90年代文学的勇敢呐喊者。”他的声音，在激情、活力中蕴藉着学理，在先锋、前沿中延展出沉郁和厚实。
一、独特批评体式的探寻
在当代文学批评举步维艰的建构中，能够对上世纪90年代文学抱有始终如一热情和勇气的批评家并不多见，而张学昕就是一个。就在人们为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不胜往昔而感叹时，张学昕却睿智地看到了这一段文学史变迁的深刻意义，并肯定了上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价值。他认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当代小说创作，不仅呈现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种种特征，而且其感悟、表达生活的审美方式、美学趣味，特别是那种介于写实和虚拟之间的意象性、预言性表达，使中国文学冲破了以往‘纪实性宏大叙事’规范长期造成的形式匮乏和平面叙述的浮泛，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开拓提供了一个颇为宏阔的艺术空间。”这种认可及赞扬有效地矫正了评论界关于当代文学的不振之论，更为可贵的是，张学昕并不故意以“逆向思维”热炒自己言论，他在具体的分析研究与深入的挖掘与思考中，为当代文学的正名书写了至关重要的一笔。
他将“寓言诗性”、“唯美主义”、“形式感”、“文学叙事”、“文体新变”、“精神深度”等艺术概念，从叙述、形式、历史、文体、精神、民族灵魂等各个方面结合当代文学的创作特点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述。在他眼中，“概念”已经不再是狭义的呈现，而是赋予了时代意义和作家特点的新范式，这让我们不能不承认张学昕目光的敏锐、思维的活跃。他在做审美纬度的提炼。从文化思潮和文学现象中提炼一种揭示文学发展脉动的本质元素。从寓言诗性特征作品的涌现，到“新家族历史小说”叙事探讨，再到上世纪90年代小说文体的新变：从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讨论，到当代小说唯美主义倾向的挖掘……张学听在提炼尝试中，将目光大量集中在了文体流变和形式表现的研究与评析中。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和《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和发展》是他倾注精力于文体研究的重要论文。他尝试在批评中梳理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与发展，进而探索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轨迹和脉络。他敏锐地认识到在“五四”时期文体新范式实践的基础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者表现出对文体创新的极大兴趣，“这一时期小说形式更表现出对小说文体形式自身的反叛、消解、解构或者说是重建。这一时期作家的‘文体感’已经进入诗学的范畴，当代小说开始逐渐进入创作主体自觉的时期、文体变化与探索的时代。”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文体变化与发展中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小说的寓言性结构趋势和“性别文体”诗学的出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寓言诗性小说文本的潜流暗含了当代小说的独特表现形式趋向，“纪实性宏大叙事”范式显示的缺陷和不足已经被当代小说家普遍认知，作家们的创作触角已深入到作品的隐喻性、寓意性和意象性的表达中。在《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寓言诗性特征》一文中，张学昕以“解构时间”、“象征营构”和“戏仿文本”为视角来重新思考叙述表达的历史与现实人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文学叙事表达的万千气象使当代中国小说呈现出深广的文化诗性特征，语言模式的表现形态经由中国当代作家之手趋于成熟，而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生活观念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与世界文化、文学的一次成功‘整合’。”张学听对寓言诗性的关注和审视发人深思，他认为，不论是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还是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抑或格非的《敌人》《欲望的旗帜》《雨季的感觉》，都在“寓言化”的处理中完成了对生命、生存批判的表达。文本的开放与颠覆，形式结构的消融与重组，文学意象的深邃与永恒，无不体现出作家对“非现实世界”诗性描述的探索精神。更值得肯定的是，张学昕将这种诗学表达的成熟性与“历史”“家族史”联系在一起，进行重新的叙述话语判定，认为“欲望”成了动力，“消解”、“变形”成了手段，诗性力量的显现则成为令人激动的美学理想。“文体意识”、“叙事姿态”、“诗学主题”、“批判精神”等成为小说文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面貌和景象的能指符号，这种美学理想的表述也延展到对“女性写作”批评视角的选择上。面对评论界“让身体被听见”，“用身体和乳汁写作”等沸沸扬扬的炒作，张学昕则把目光集中在“性别文体”叙事诗学的建构上。他不仅关注所谓女性或女权意识的觉醒，也更关注女性作家们文体意识的觉醒。他认为林白、陈染、王安忆、海男、卫慧、棉棉等创作主体打破以往话语方式和文体规范，重构现实，进行“自叙传文体形式”、“自叙传女性话语”的尝试，创造出一种自由国度的文化精神。张学听这种细腻的诗学阐释与探索甚至超越了文本，回归到了生命本身与存在的探究之中，他将自己对文学诗性特征的梦想与追求。隐含在为“他者”解析创作背后现实的无奈与虚拟的求证中，将关于人生价值、意义、永恒、失落的哲学思考，镶嵌在这新的“审美形式结构”的研究中，毋庸置疑，他的文学批评是真正引导欣赏者进行诗性的洗礼与心灵的皈依。
张学昕高度赞扬上世纪90年代创作者的文体意识，他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实践极具革命意义，不仅丰富和充实了小说文体、文本的形式，余华、苏童、刘震云、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也给当代文学的文体形式感追求带来了些许惊喜和自信，呈现出成熟与不可替代的魅力。同时，张学昕更立足于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中，去考察创作文体的自我选择与调整，在他的解析中，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现状和文化语境中。中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和诱惑，以及文学突破旧有模式，突破旧日话语的紧迫性与必然性。“戏仿”文本以反叛的姿态对传统文本所进行的破坏性颠覆、夸张和变形就是很好的证明。的确，